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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奥·施特劳斯|什么是自由教育

莱奥施特劳斯( Leo Strauss,1899年9月20日-1973年10月18日),出生于德国马尔堡的犹太人,进入马尔堡大学,1921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 1925年至1932年,在柏林犹太研究学院工作。

1938年移居美国。

1938年至1949年在纽约新社会研究院任教;1949年至1968年在芝加哥大学政治系任教。

莱奥施特劳斯被认为是20世纪极深的思想家。

他对古典文本的细致阅读和阐释方式,构成了20世纪解释学的重要发展他所有的政治哲学研究都强调要探讨西方文明的整体进程,重新开启古人与今人的纷争,从而重新审视现代思想的各种流变。

自由教育是在文化中或走向文化的教育。

其成品是文化的人( a cultured human being )。

“文化”( cultura )首先意味着农作物。 培育土壤及其作物,关爱土壤,并根据其本性提高土壤质量。

“文化”是派生的,在今天主要意味着心灵的培养,根据内心的本性来照顾和提高其内在能力。

就像土壤需要它的育人一样,心需要老师。

但是,老师的诞生不像农民那么容易。

老师自己也必须是学生。

但是,这种返回不能无限期地进行。 最终需要不是学生的老师。

这些不再是学生的老师是伟大的心,或者说是为了避免在这种重要的事情上含混不清的表达而最伟大的心。

这些人其实是凤毛麟角。

我们在任何教室都不能见到他们。

我们也不能在其他地方相遇。

如果在某个时代有这样的人活着就已经很幸运了。

然而,学生们为了其实践目的,无论其熟练程度如何,都能接近这些老师,接近这些最伟大的心灵。 只要他们读伟大的书。

因此,自由教育是由以适当的态度研究最伟大的心灵留下的杰作构成的。 ——这项研究将帮助有经验的学生包括初学者在内的经验较少的人。

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考虑一下刚才提到的教育模式吧。

那个模式需要长注释。

很多生命已经并且在写这些注释中消失。

例如,说伟大的书应该“以适当的态度”被研究是什么意思? 现在,我只列举一个对你们任何人来说都显而易见的困难。 最伟大的心在最重要的主题上不会告诉我们同样的事情。 他们的共存状况被彼此的分歧,甚至极多的分歧所占据。

无论如何,很明显,自由教育导致的结果不是简单的教导。

我要指出另一个困难。

“自由教育是文化中的教育。

“在什么文化中? 我们回答说:“这是西方传统意义上的文化。”

但是西方文化只是诸文化之一。

把我们自己限定在西方文化中,这种自由教育不会被指责为一种偏狭主义吗? 偏狭主义既有自由教育的自由主义理念,又有其兼容性和包容性,与其心灵的开放性不相容吗? 我们的教育方式似乎不适合这样的一代人。 他们知道,实际存在的不仅仅是某个人(西方人)的文化,还有各种各样的文化。

很明显,只要文化可以允许作为复数使用,就与作为特定( singulare tantum )的文化完全不同,后者只能作为单数使用。

正如人们所说,文化现在已经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了。

认为文化被用于多个意义也有问题。

这种混淆的结果是,人们已经或详细地、少量地提出文化是存在于任何人类群体中的任何行为模式。

因此,无论他们的行为是守法还是违法,都不得不说存在所谓的“郊区文化”和“青少年文化”。

换言之,精神病院以外的人可以称为文化人( a cultured human being )。

探究的结果,出现了疯人院的患者是否也有文化的问题。

对照当今“文化”一词的原初含义,庭院的培育似乎是由庭院里的垃圾、空锡杯和威士忌瓶、写满了字的随手扔在庭院里的废纸构成的人。

既然持这种看法,我们就认识到自己为什么迷路了。

所以,此时,这里自由教育意味着什么呢?

自由教育是某种文学的[2]教育。 是在某种笔记letter中,或者通过笔记进行的教育。

没有必要举例说明这样的教养; 所有选民都知道现代民主制与之相辅相成[3]。

为了理解这个需要,我们必须反思现代民主制度。

现代民主主义是什么? 正如有人所说,民主制是与德性互补的政体。 它既是其中一切或大多数大人都具有德性的政体,又既然德性要求智慧,那么其中一切或大多数大人都是富有德性和智慧的政体。 也就是说,其中所有或大多数成人都有高水平理性的社会,也就是理性的社会。

民主,简单地说,就是扩展为普遍贵族制的贵族制。

在现代民主制产生之前,就已经提出了这样理解的民主制是否可行的疑问。

正如民主主义理论家中最伟大的两位之一所说:“如果有一个由神灵组成的团体,它确实可以民主地支配自己。

这样完美的政府不适合人类。

”坚定而微弱的声音,现在变得这么大了。

这里有科学——政治科学。 我是千位教授之一。 ——是民主主义的原初概念,或者被称为民主主义的理念,可以说除了与现实中存在的民主主义相对照以外没有其他的主题。

根据极端的看法,也就是这个专业的主流看法,民主理念只是纯粹的幻想,唯一起作用的是民主(政府)的行为和其中人的行为。

现代民主与普遍的贵族制大不相同,可能是一种大侠统治( mass rule )。 但是,这不是事实。 因为,实际上大侠是无法统治的,而是被精英,也就是无论出于什么理由身处上层,都有机会登顶的人所统治。 现代民主制度中的盐[4]除了体育杂志和滑稽剧之外,凡是不看任何内容的市民,民主运行最重要的品德,就像大众公认的那样,并不是真正的地上盐——选民的冷漠,也就是公共精神的匮乏。

民主确实不是大侠统治,而是大侠文化。

大侠文化是一种没有智慧、没有道德努力,却被极其廉价的最平凡的能力所占据的文化。

但是,即使是大众文化,虽然被称为新观念,但也需要持续的支持,它们是那些被命名为创造性心灵的人的产品。 因为就连唱歌的广告节目也会失去魅力。 如果那个没有被多次重复更新的话。

但是,民主,即使它只被看作是保护弱小大侠文化的硬壳,从长远看,也需要完全不同的品质:奉献、专注、辽远、深远。

所以,我们这时很容易就明白了自由教育在这里意味着什么。

自由教育是大众文化的解毒剂,针对大众文化腐蚀性的影响,以及其固有的只生产“无精神专家和无心肝纵欲者”的倾向[5]。

自由教育是将大众民主主义提升为原初意义上的民主主义的梯子。

自由教育是在民主大佬社会中建立贵族制的必要努力。

自由教育在大众民主中呼唤聋子[6]成员,向他们呼唤人的卓越。

也许有人会说自由教育的方式是政治性的,因为教条式地假设民主制是好的。

不能从现代民主主义回到过去吗? 我们不能回归自然回到原始部落的生活吗? 我们是不是像美丽庄严的森林里的坟墓一样被很多印刷品压迫、恶心、退化了? 因为我们觉得今天不能回归自然,所以这样的想法只有浪漫主义是不够的。 未来的一代,在人为的大灾害后,会被迫去未开化的部落生活吗? 我们关于核战争的思考中,没有这样的预见的影响吗? 很明显,包括自然观光在内的大众文化的讨厌之处,使我们能够理解这种回归自然的愿望。

未开化的社会,在其最佳状态下,既然还没有记载是原初立法者,即按照众神、众神之子或众神学生所传的古老习俗支配的社会,那么后来的继承者就无法直接与原初立法者联系起来; 他们无法知道他们的父辈或祖父辈是否偏离了原初立法者的意图,是否仅仅因为人为的附加或减少而毁损了神圣的新闻; 因此,未开化的社会不可能前后一贯地按照“最好、最古老”的原则行动。

只有立法者留下的留言才能让他们直接告诉子孙。

因此,想要回到未打开状态是矛盾的。

我们必须和书一起生活。

但是生命太短暂了,我们只能和那些最伟大的书一起生活。

在这里,在其他方面也一样,我们最好从这些最伟大的心中选出一个人作为我们的榜样。 他通过那种共同感[7]成为了我们和这些最伟大的心灵之间的中间人。

苏位底虽然没有写过书,但他读了书。

让我引用苏格拉底的一段话。 它谈到了几乎所有应该结合我们主题提到的事情,具有属于古代的高贵单纯和宁静的卓越。

“就像别人爱马、爱狗、爱鸟一样,我自己也喜欢好朋友……老前辈把他们自己写成书留下的财富,我和朋友们一起展开它,走过它。 而且,如果我们看到了什么好东西,就把它捡起来作为丰富的收获。 如果我们因此对别人有好处的话。

传言这话的人说:“对我来说,苏格拉底不仅受到了祝福,而且引导了听他说话的人达到了完美的贵族气质。

但是,这个传言有缺陷。 因为苏格拉底不会告诉我们如何处理古智者们书中他无法判断优劣的章节等。

据另一个传言,我知道欧里庇得斯有一次把海格力斯的著作寄给苏格拉底,询问他对这部著作的意见。

苏格拉底是这样说的。 “我已经理解的部分是卓越和高贵的; 我相信我不能理解的部分也是真实的; 但是,为了理解这部著作,一定需要一个人成为某种专业的潜海采珠者。

”[8]

作为完美的贵族气质和对人的优秀教育,自由教育由唤醒人自身的优秀和优秀组成。

自由教育用什么途径和方法唤醒我们的卓越呢? 我不能在这里再思考自由教育的意义了。

我听说过柏拉图最高意义上的教育是哲学提法。

哲学是对最重要的东西、最高的东西或最完整的东西的智慧和知识的追求; 这个知识,正如他所说,是德性和幸福。

但是,由于智慧不属于人,人的德性和幸福总是不完美的。

尽管如此,哲学家被宣布为不完美的智慧之人,是唯一真正的国王;他被誉为人类心灵所能达到的卓越,是最高水平的人。

我必须从这里得出我不是哲学家的结论。 因为,我们不能接受这种最好形式的教育。

我们一定不能被自己经常自称哲学家的人骗了。

因为他们在管理上采用了必要的广义表达。

他们通常只不过说是哲学系。

把哲学系当成哲学家和把艺术系当成艺术家一样荒谬。

不能成为哲学家,但可以爱哲学; 我们可以努力进行哲学思考。

这种哲学思考的第一个主要途径,是倾听伟大哲学家之间的对话,或者更通俗地讲,是最伟大的心灵之间的对话,因而研究他们的伟大著作。

我们应该听到的最伟大的心不仅仅是西方。

阻碍我们倾听印度和中国伟大心灵的只是不幸的强迫。 我们不理解他们的语言,而且我们不能学习所有的语言。

再说一遍,自由教育是由倾听最伟大的心灵之间的对话组成的。

但是,在这里我们面临着无法克服的困难。 如果没有我们的帮助,这种对话就不会发生。 我们必须实现这个对话。

最伟大的心在独白。

我们要把他们的独白转换成对话,让他们“肩并肩”进入这个“派对”。

写对话录的时候,最伟大的心也是独白的。

从柏拉图的对话来看,没有发生在最高级别的内心之间的对话。 柏拉图的对话都是在高者和低者之间进行的。

柏拉图显然认为,一个人写不出两个最高等级的人之间进行的对话。

所以我们必须做最伟大的心也做不到的事。

让我们面对这个困难吧。 它非常巨大,自由教育似乎很荒谬。

最伟大的心们在最重要的事情上互相矛盾,所以他们强迫我们在他们的独白中作出判决; 我们不能对他们说的话什么都相信。

另一方面,我们不得不注意到,我们不适合这样的裁决者。

事情的真相因轻微的幻觉而与我们隔开。

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我相信我们的观点比最伟大的心的观点更高,更好。 ——这是因为我们的观点属于我们这个时代,我们可以设想我们这个时代,作为最伟大的心灵所属时代的后来者,优于他们的时代。 另外,因为我们相信他们每个人就那个角度来说都是正确的,但并不像他主张的那样是完全的真理。 我们知道不存在完全真实的实质性观点,只存在完全真实的形式观点。 这种形式观点是一种洞察,即任何完整性观点都是相对于特定观点的,所以所有完整性观点都是武断的,没有一个是完全真实的[9]。

掩盖我们真实情况的轻微幻觉,是因为我们比或者过去时代最聪明的人更聪明。

因此,我们引导这种角色的是成为指挥者或驯鹿,而不是成为专注和温顺的倾听者。

但是,我们仍然必须面对令我们敬畏的情况。 那是努力带来的。 在其中,我们不仅是专注和温顺的倾听者,也是判决者,我们还不能发挥这个作用。

对我来说,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我们失去了所有可靠、完整的权威传统,失去了用权威性引导我们的习俗( nomos )。 因为我们的老师和老师相信完全合理的社会可能性。

我们这里的每个人都被迫靠他自己的力量寻找方向,但这些方向都有缺陷。

除了固有的东西,我们不能从这个活动中得到其他的安慰。

哲学已经知道,希望不要给人启迪。 那只是一种内在的启发。

我们唯一能发挥理解力的,总是理解有意义的东西。 这个理解活动伴随着对理解的理解、对理解的理解以及对意向的意向( noesis noeseos )。 而且,亚里士多德越是把它归之于上帝,那就越是优秀、纯粹、高贵的经历。

这种经历完全独立于我们的主要理解是愉快还是不快,美丽还是丑陋。

它使我们认识到,为了理解,必须承认一切邪恶在某种意义上是必然的。

那是我们能以上帝之城好市民的精神接受发生在我们身上的邪恶,而且也许是让我们悲伤的邪恶。

在意识到内心尊严的同时,我们也意识到人的尊严基础和世界的善。

无论我们认为这个世界是被创造的,还是自然的,它都是人类精神的发源地,因此是人类的家园。

自由教育作为与最伟大的心灵们的交流,不仅是谦虚( humility ),而且是温顺( modesty )最好形式的实验。

那同时也是勇敢的冒险。 它要求我们完全突破智慧人的浮华世界。 那和他们敌人的世界完全一样,突破那喧嚣,那浮躁,那无思考,那安逸。

要求我们勇敢,就是决心把所有被接受的意见都看作只是意见,或者把普通意见至少看作和最不了解、最不流行的意见一样可能是错误的极端意见。

自由教育是从俗套中解放出来的。

希腊人有通俗的语言; 他们被称为apeirokalia,这表明他们对美好事物的经验不足。

自由教育带给我们这样的经历。 在美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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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正文( What IsLiberal Education )是李奥.施特劳斯文集《自由主义:古代与现代》的第一篇,可视为进入施特劳斯思想的入门文献。

虽然Liberal Education一词有时也译为“通识教育”,但施特劳斯不仅强调了整体知识的教诲意义,还强调了唤起个人内在自由和卓越的意义。

——译注

[2] literate一词可译为“读写的”。

正如德里达所说,“文学”是一种特定的近现代西方-欧洲建设,它暗含着某种民主制和言论自由机制,因此并不普遍。 虽然也可以扩展到非西方国家。

施特劳斯也在相似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

——译注。

[3]这一观点可以参照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关于法国大革命与当时法国文人和文学状况关联的论述。

——译注。

[4]《新约马太福音5-13》“你们是地上的盐。

盐要是失了味,怎么能让他再咸一点呢?

以后没用了,扔在外面,被人踩了。

”——译注

[5]此处引文来自马克斯韦伯: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译注

[6]见《新约马太福音11-15》 :“有听得见的,就应该听。

”——译注

[7]在此不应翻译为“常识”。

施特劳斯说,常识只不过是意见; 这里强调的是苏格拉底和我们的共同点。

——译注

[8]原文译为“per”或潜水者。

但是,阿伦特在《黑暗时代的人们论本雅明》中也使用了这个词。 特别是潜海采珠者。

意义像珍珠一样深藏在海底,时间的秘密等待着那些挖掘和保存它的人。

——译注

[9]这种相对主义是尼采式的透视主义。

——译注

本文选自《古典传统与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