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野千鹤子：关于“堕胎自由”

关于“堕胎自由”1972年，随着反对《优生保护法》修正案运动的进行，日本女性解放运动迎来了高潮。在日本，女性堕胎并不是一件难事，然而时至今日，她们也没有获得法律上的认可。

关于“堕胎自由”

1972年，随着反对《优生保护法》修正案运动的进行，日本女性解放运动迎来了高潮。在日本，女性堕胎并不是一件难事，然而时至今日，她们也没有获得法律上的认可。日本于明治四十年（1907年）颁布的刑法，一直沿用到二战之后，其中一项条款是“堕胎罪”。该条款规定：未经国家许可而随意堕胎者，实为违反了刑法的罪犯，这意味着“女性的子宫归国家所有”。而《优生保护法》的出台，旨在使得出于优生原因的堕胎成为例外，可以免于“堕胎罪”的制裁。日本败战后，经济原因（贫穷）也被添加到例外情况中。如此，“堕胎罪”被从广义上加以解释（允许一些例外情况），这使得只要是由《优生保护法》指定的医生来操作，便可以在日本的任何地方轻松且相对便宜地进行堕胎。这种做法的背后有其政治原因——当时战败归国的复员和遣返士兵约500万名，日本国内粮食紧缺，所以唯有通过此举来控制人口增长。而后在20世纪70年代，日本的出生率逐渐下降，政界和商界的领导们，从性活动的增加而导致的不断增加的堕胎数量中感到了危机，他们担心未来劳动人口不足，于是提出修正案，意欲取消出于“经济原因”的堕胎，对堕胎条件严加控制。对此，日本的女性解放运动者们拼命反抗。

不仅在日本，“堕胎自由”在世界各地的女性解放运动中都是争论的焦点之一。这是因为，直到20世纪70年代，许多国家的女性都没有自由支配自己子宫的权利。女性的子宫是属于男性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属于国家的。女性擅自堕胎会受到国家的惩罚，便是最有力的佐证。正因如此，女性不得不振臂高呼：“我的身体是属于我自己的。”

在美国和欧洲，围绕“堕胎自由”出现了国民两派间的对立冲突。美国的堕胎诊所被狂热的反对者烧毁，想要守住“堕胎权”的一方必须拼上性命。而在欧洲，堕胎是非法的，作家西蒙娜·德·波伏娃等著名女性为求获得“堕胎自由”而在巴黎街头示威游行，她们呼喊道：“我也曾堕过胎。若堕胎要受到惩罚，就请将我逮捕。”

从那时起，欧美的堕胎权在附带条件的情况下得到了扩展，但相比于日本，那里的女性实施堕胎仍然较为困难。1994年，“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于开罗召开，会议的议题是发展中国家的人口控制，但会上提及的“性和生殖的权利与自由”（包括“堕胎自由”）却遭到了伊斯兰国家的强烈反对，最终各国未能达成一致意见。

上野千鹤子

“我们希望创建一个人们能够，并且愿意生孩子的社会”

日本之所以成为令人不齿的“堕胎天堂”，是因为日本夫妇和情侣的避孕方法非常拙劣。其中最常见的是“安全期”，即通过月经周期来计算排卵日期的方法。这种不稳定的月经周期法往往错误百出，不能被称为正确的避孕方法。接下来则是使用避孕套，但是日本男性不愿意戴避孕套，因为他们认为这将降低性交时的快感。结果，很容易便能实施的堕胎，便被视为“避孕方法之一”。

当时的数据显示，日本女性的堕胎率远远高于其他国家，而且主要集中在育有二胎的中年已婚女性中。40多岁的女性的堕胎率超过50%。因此，当中年女性向你倾诉自己身体不适时，即使你不是灵媒，只要告诉她“你被一个流产胎儿的灵魂附身了”，也有一半的概率说对。即使在那些生完第二个孩子后决定不再要孩子的夫妇中，也很少有丈夫帮助妻子避孕的。丈夫们认为，怀上了堕掉就行，而妻子们则反复堕胎。一些妻子抱怨说，她们因太害怕怀孕而无法集中精力进行性生活。这真是个野蛮的时代。

在20世纪70年代，随着性革命的开展，一种名为避孕药的新避孕方法开始流行。与月经周期法和避孕套不同，避孕药的失败率为零，而且，它使得女性能够控制自己的身体，不必再依赖男人，可谓是一种划时代的方法。人们的性的解放，即从性的生殖属性中解放、追求性的快乐，与避孕药的普及是密不可分的（至少在欧美如此）。

同样，日本也有一些女性将避孕药引入国内。这些女性组成的团体被称为“中Pi连”（1972年结成）[1]，即“反对禁止堕胎的法律并要求解禁避孕药的女性解放联盟”，由榎美沙子（1945- ）领导。这些女性戴着粉红色的头盔，来到与她们有婚外情的男人工作的地方进行抗议。这种浮夸的表演成为媒体的靶子，并最终被媒体彻底利用，成为女性解放运动的戏剧化象征。而从其组织名称中可以看出，“堕胎自由”也是该团体所关注的政治焦点问题。

然而，在避孕药方面，女性解放运动者们一直都很谨慎。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味要求解除禁令的“中Pi连”是个例外。女性解放运动者之所以很谨慎，是因为担心避孕药的滥用会使自己成为对男人来说“方便的女人”。这样一来，避孕的责任就只有女性承担，男性则可以免责。

由于违反了《药事法》[2]的规定，避孕药自20世纪70年代被介绍到日本以来，有近20年的时间一直无法在日本销售。直到90年代，部分禁令才得以解除，但仅限于凭医生处方销售的避孕药。与在任意一家便利店都能轻易买到的避孕套相比，避孕药着实难以获得。相比之下，伟哥（壮阳药）被引进日本后，短短3个月便得以解禁。避孕药和伟哥都可能有副作用，但伟哥的解禁却出乎意料的迅速。虽然一些保守派的政治家出于其“会使女性变得不检点”的理由而反对避孕药，但男人的性放纵却没有受到任何质疑。男性的性行为由他们自己决定，而女性的性行为则受到控制，数十年来都是如此。

反对《优生保护法》修正案运动是日本女性运动中为数不多的获得了政治胜利的运动。女性解放运动者们在原厚生省[3]大厅里静坐抗议。所以请记住，日本女性今天之所以仍有“堕胎自由”，得益于当时女性解放运动者们的顽强抵制。

然而最终受到保护的，是《优生保护法》，即允许因“优生原因”进行堕胎的法律原则。[4]那么，如果是残障儿童，就可以被堕胎吗？支持“堕胎自由”的女性解放运动者们遇到了意料之外的伏兵，她们被残障人士团体指控为“歧视残障儿童（人士）”的人。

关于“堕胎自由”，田中美津（日本知名女性主义运动家——编者注）的立场不是单纯地要求扩大女性的“权利”。她不仅接受了堕胎是“谋杀”的指控，还以“我便是杀死孩子的女人”这种引人误解的言论，来承担了罪责。

我想让自己意识到，当我在被迫堕胎的客观情况下，以自己的主观意识选择堕胎时，我便是一个杀人犯。（中略）“的确如此，我就是杀人犯”，一边这样想着，一边凝视着被切成碎片的胎儿，此刻我迫切地希望切断通往这样社会的退路，因为是它迫使女性陷入了如此境地。（田中，《日本女性解放运动史资料（二）》，1994：63）

田中还对残障人士的指责做出了如下回应：

与残障人士不同，女性身处的“现实”中没有令人满意的疗养院，一家都没有。在这样的背景下，她们被迫做出选择！在这个唯有女性无法依靠人文主义生存的世界里，女性和残障人士能以何种方式相遇呢？（田中，1994：62）

日本的这场争取“堕胎自由”的女性解放运动，不仅仅是一场争取“不生孩子的权利”的运动。女性解放运动的口号是“我们希望创建一个人们能够，并且愿意生孩子的社会”，可见，她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女性可以自豪地肯定自身母性的社会。

注释

1.“中Pi连”是“反对禁止堕胎的法律并要求解禁避孕药的女性解放联盟”的简称，“中”为“中绝”，表示堕胎；“Pi”是Pill的略写，表避孕药；“连”为“连盟”，即联盟的意思。——译者注

2.2014年更名为《药机法》，是为确保医药品、医疗器械等的品质、有效性、安全性而制定的法律。——译者注

3.当时叫厚生省，是日本负责医疗、保健、社会保障的行政部门。后于2001年1月与劳动省合并，改称“厚生劳动省”。——译者注

4.此后，《优生保护法》在1996年更名为《产妇保护法》。

本文摘自日本著名社会学家、女性学/性别研究代表人物上野千鹤子所著的《女性的思想》，

《女性的思想》，【日】上野千鹤子/著 陆薇薇/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22年9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