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莱作品中的“火焰”与……“幽灵”

《雪莱传：追求》，[英]理查德霍姆斯著，李凯平、周佩珩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上海贝贝特，2022年9月版，1160页

《雪莱传：追求》，[英]理查德·霍姆斯著，李凯平、周佩珩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上海贝贝特，2022年9月版，1160页

英国著名文学传记作家理查德·霍姆斯（Richard Holmes）的

《雪莱传：追求》

（原书名Shelley：The Pursuit ，1974，1994；李凯平、周佩珩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文学纪念碑”051，2022年9 月）是一部篇幅达一千多页的“厚重之书”，被称誉为“有史以来写得最好的雪莱传记”（斯蒂芬·斯彭德爵士）。翻开书之后在“新版序言”看到的第一句话是：“这是一部年少之作。完稿时我二十九岁，雪莱就在相同的年纪溺亡于拉斯佩齐亚海湾。”这令我有点惊讶。写人物传记除了要有学识，也要有阅历，有丰富的人生经验，这些对于一位二十多岁的青年作者来说无疑是很大的挑战。更何况传主的一生虽然短暂，但其家庭背景、个人经历、社交关系、思想与情感的发展变化等无不错综复杂、波澜起伏，能把线索梳理清楚已属不易，要体察其思想与情感的细微变化更是困难。作者自言在时隔二十年之后再来回顾这部传记，更清晰地看到的是“自己对研究和写作的对象的那份偏爱和热情”，谈到了自己对写作本书的强烈执着，“宛如梦幻一般，这不啻试错和自我教育的过程”。“我希望在这本书里记录我生命中与雪莱共度的一段真实的历史。”（新版序言）一个年轻人以他全部的偏爱、热情和执着去“追寻”另一个年轻人的精神“追寻”印记，在研究与写作过程的试错中同时完成自我教育；作者追随雪莱的脚步，走遍英国、爱尔兰、法国和意大利，以与传主共在的生命体验融入写作，为早已逝去的青春生命与心灵作传，这真是最令人羡慕和值得珍惜的青青写作。

但更重要的是应该看到霍姆斯这位青年作者在解读雪莱作品时所具有的政治敏感性，我深感这是阅读这部雪莱传记的关键看点。有评论说作者打破了在维多利亚时代树立的那个 “美丽而无力天使”的雪莱形象，塑造了一个“更暗沉、更世俗、更冷酷、更有才干的人物”。此言不虚，但也有重要遗漏，那就是作者在书中深度挖掘出在雪莱人生追求与作品中的政治性及其历史语境。在雪莱身后，他的作品出版、形象塑造的历史实质上也可以说是雪莱的“政治脱敏史”，霍姆斯在“新版序言”和“引言”中对此有提及和论述。雪莱短暂的一生给人最鲜明的形象就是反叛、自我流放、为追求理想不惜走向偏激的精神气质和政治倾向，是他所属的那个贵族阶级的叛逆，他的知名度因此总是与声名狼藉捆绑在一起。当他去世之后，他的亲朋和社交圈对他的名声多是讳莫如深，就是在推崇的时候也极为小心翼翼。最初，他同时代的家人和朋友害怕雪莱生平事业中诸多事件造成道德和交际上的污点，便阻止传记材料的出版乃至编写，“他们做好了遗忘、篡改和隐匿这些传记材料的充分准备”。雪莱的第二任妻子玛丽也只写过一些作品简介和说明，她只能把丈夫的形象表现在自己小说中的那些高贵而柔弱的人物身上。到了下一代人，在简·雪莱的手上，雪莱被塑造为一个颇具女性气质的维多利亚时代理想诗人和饱受世人误解的形象，使雪莱的名声和社会地位逐渐得到恢复。但是在此过程中，她刻意隐瞒、修改乃至销毁某些日记、书信和文献资料；甚至对进入雪莱纪念馆的学者，她都要实施非常严格的审查和控制。所有这些主要都是为了隐瞒和抹去雪莱在政治上的激进特征和哲学观点的复杂性。与此相反的是盗版书商，“在雪莱最早的出版商中，最为忠实、作用最大和最具慧眼的是一伙激进的盗版书商，他们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为出版自由而斗争，随后又为人民宪章运动而斗争”（引言，xi）。从家属后人的心态、处理方法到盗版书商，政治敏感性是共同关注的焦点，区别只是恐惧与兴奋。这种名人形象的解构与重新建构的斗争我们也并不陌生，在我的现代美术史研究中也有过类似的经历，很多年前曾经参与一位老艺术家的日记整理工作，最后的结果是以一个可笑的理由被终止参与。我相信从出版史研究的角度来看，在几十年来的正式出版物与民间史料之间还有丰富的矿藏值得挖掘，这也正是前不久我给一部经济学家传记写书评的着眼点。

霍姆斯的雪莱研究与写作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脉络中凸显其重要意义与史学价值，除了通过研究各种材料中的细节发现真相、纠正之前的谬误之外，他坚定、明确地把雪莱的一生及其作品“还原到当时的现实环境中，并以这些作品产生时的骚动而激荡的政治时期为背景”（同上，xii）。正是在此基础上，他在“新版序言”中表示相信这本传记中对政治和哲学的关注以及雪莱精神和思想的力量直到今天仍然具有价值。他谈到九十年代初雪莱在大学受到欢迎的情况，“雪莱社会政治背景中的许多方面得以澄清。新一代的文学批评家捍卫了雪莱的智识天赋，他的‘怀疑论理想主义’，以及他诗歌语言中熠熠生辉的微妙隐喻。他的作品吸引了解构主义和女性主义批评家，常使他们产出耀眼的成果”（新版序言，iii）。这是雪莱在当代学术前沿中的复活，但在我看来这可能还不是霍姆斯最关心的雪莱的意义与价值，因为他还说了这段面向现实和充满激情的话：“如果说世纪末的当下是更阴暗、更充满变数的时代，雪莱独特的精神和理想主义也许会更引人注目，这不啻一团对抗阴影的熊熊火焰。这使他变为残酷无情，甚至荒唐可笑之人，可能也会产生一种特别的、深切的共鸣。说到底，他是欧洲启蒙运动的产物，坚信能够用语言来改造这个世界，笃信火焰是构成想象的元素。”（同上，ii）霍姆斯所说的那种“特别的、深切的共鸣”正好说明了他对写作雪莱传记的偏爱、热情与执着，那团“对抗阴影的熊熊火焰”至今仍在慢慢燃烧。

这本“雪莱传”的书名仅以“追求”（原文pursuit，也有“追寻”之意）作为副题，言简意深。雪莱所“追求”的首先是自由与理想社会，“从一开始，他就是对政治和哲学思想深感兴趣的作家，而不是纯粹追求艺术的诗人”（引言，vii）。“终其一生，雪莱的主要成就集中于一系列长篇诗作和诗剧的创作，旨在揭示所处时代和社会的主要政治和精神问题。”（引言，viii）我认为可以用作者的这段话来简练地概括雪莱一生的事业与追求：“人们可以将雪莱称为最广泛意义上的作家，集诗人、随笔作家、剧作家、小册子作家、翻译家、评论家和书信作家于一身。他四处游历，胸怀远大抱负和更伟大的计划，对历史性时刻有着敏锐深刻的见地，并在宏大而剧烈的社会变革进程中——他知道自己身处其中——领悟到作为艺术家的强烈责任感。”（引言，viii）在这里除了相当全面地概括了雪莱的写作体裁之外，更重要的是提炼了雪莱一生的几个核心主题：游历、抱负与计划、与历史性时刻和社会变革进程紧密相连的见识、责任感。在这部资料极为丰富、论述相当细腻的大部头传记中，这段话几乎就是一根导读的主线。正如斯蒂芬·斯彭德爵士所言，“霍姆斯把重心放在雪莱的政治观、哲学思想和社会活动上，将雪莱的人生故事拽离迷思之域，使它更具说服力，更有意义。”（封底推荐语）

雪莱生于1792年，这时候的英国在法国大革命影响下开始进入了空前剧变的十年。所有英国报纸和在小酒馆里的人都在议论法国告密者和杀人如麻的雅各宾派。英国成立了内政部，史无前例地建立起全国范围的监视网络，并且在整个九十年代稳步扩大了对普通民众的司法管控和民间间谍系统。在法庭上，煽动诽谤罪和亵渎神教罪是政治与宗教迫害的两项孪生罪名。但是即便这样，“新思想的旋风还是吹开了人们心灵的门窗，永远改变了他们的生活”（12页）。新思想的影响离不开作为受众的个人语境。雪莱对其贵族家庭的反叛、在学校中对霸凌的反抗使他在道德、精神和政治上都形成了坚强的性格和丰富想象力，在詹姆斯·林德博士的鼓励和推荐下，他很快进入了自由和激进思想的阅读语境之中。进入牛津大学之后的雪莱发现“这里是迷信与平庸的大本营……这里是精神的巴士底狱，雪莱单枪匹马要打开这座牢笼”（54-55页）。当然后来他会发现整个社会都是这样一座牢狱。他因印刷出版小册子《论无神论的必然》而被牛津大学开除的经历就是他的政治生涯的成年礼，这时他还未满十九岁。这一开除事件反映出年轻的雪莱缺乏斗争经验，假如他在校方召开的会议上承认自己和朋友就是作者，并且以探讨休谟与洛克的逻辑原则的学术叙事反驳校方，那就不会被开除，因为当时的牛津大学还不会以某种学术问题而开除学生。但是雪莱却声称会议是异端审判法庭、是“低俗的暴力”，因而拒绝回答问题，这反而让校方以违法校规的理由将他开除，避免了涉及信仰、政治效忠或学术探讨自由等问题的尴尬。（75页）雪莱在事后给父亲的信中既为自己辩解，同时也指出：“他们没有通过公开论证推翻我们的推理过程，而是公然开除了我和我的好友。这也立即表明他们所信奉事业的薄弱性，并表明他们在发现这一点之后的冥顽不灵……”（77页）对“他们”的认识， 是他的成年礼的思想收获之一。

雪莱对于社会不公平现象的深恶痛绝在他抨击摄政王举办穷奢极侈宴会的小册子中充分表现出来，而且更好玩的是他的半认真、半恶作剧的行动：他在几小时之内把一些小册子扔进前往王府的马车车窗里。这时期他的思想越来越多地投向了政治，迅速从无神论向社会平等思想发展，他坚信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向平等方向取得的任何进步都是一种前进。“还有什么比现行的贵族制度更坏的吗？在英国现有的一千万人口之中只有五十万人过着舒适的生活，其余的人都要为生活苦苦奔波。”（106页） 但是霍姆斯也敏锐地指出：“迄今为止，雪莱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依然十分原始而天真。他对于大多数人的生活方式并没有直接的认识，没有尝过经济上遭到剥夺的滋味，也没有意识到在最底层教育无知无识之徒和偏执顽固之人所产生的问题，而且他与大多数同时代人一样，没有认识到不公的社会主要源于工业化与城市化，而非懒惰、喜爱娱乐的贵族阶级或懒散、肥胖的教士阶层所致。”（同上）这里的分析和评述不应简单看作雪莱与劳动阶级的隔膜问题，而是指出雪莱对底层群体的真实心态缺乏认知，他与那位威尔士乞丐相遇的轶事就是很典型的案例：知识分子的“启蒙”时常注定是失效的。但是雪莱的批判与愤怒仍然是从理性出发的，也清楚地看到了报复的恐怖性质。他在给思想上的知音希钦纳小姐的信中这样写道：“我已经被带入了理性的世界，理性使我越来越痛恨一切形式的现行制度，我一想到君主、金杯、饮宴和封爵，就透不过气来，我已观察过悲惨的景象：生产者陷于饥饿。……统治者骄奢淫逸一刻不误，对于悲惨的人们的痛苦呻吟充耳不闻，这种穷奢极欲的花天酒地无尽无休，直到革命的风暴向他们扑来，被压迫者向压迫者实行了毁灭性的报复。”（137页）在雪莱的辞典中，革命不仅是风暴，更是火山爆发。他以《致北美的共和主义者》（1812年）这首诗向1810年底爆发的墨西哥共和主义革命致敬，呼唤厄瓜多尔的大火山科托帕希在美洲大陆的最高峰迸发出自由的声音，这也是雪莱第一次运用他心仪的火山喷发意象来象征着社会革命的爆发。当年我们曾熟读的一句名言是“一座座火山爆发，一顶顶皇冠落地”，但是却不知道皇冠落地的真实意思是消灭暴君、获得自由，更不知道火山爆发与雪莱的关系。更令人感慨的是，“在雪莱的一生中，每当他充满乐观主义情绪的时刻，全球革命的想法都会反复浮现在脑海中，他最终将这个想法加入其理论，这一理论论述的是自由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的演变”（168页）。这也是在类似“全球化论述”这样的学术场域中容易被遗忘的论题。当《告爱尔兰人民书》正式出版之后，雪莱当即给希钦纳小姐寄去一本样书，并且在信中说：“让我们不可分隔地结合在一起，让我们带着获得的知识和积聚的决心迅猛地突然地出现于暴君前。”（169页）在反抗暴政的书信叙事和红颜知音关系中，这或许是最酷的想象。

虽然雪莱在《告爱尔兰人民书》中宣传的还是采取温和的政策，即和平的自我教育和冷静的政治思想，但是他的语言和风格在当时还是会深深地刺痛很多人：“……你们是奴隶，还是人呢？如果是奴隶，那么就蹲到鞭子底下去，吻你们的压迫者的脚吧；把耻辱当作光荣吧。如果你们是禽兽的话，那么也就只好照禽兽的本性去行动。可你们是人。一个真正的人是自由的，在环境许可的范围之内……讨论任何问题，是你们与生俱来的权利。”还有下面这段话：“可怕的是，下层阶级必须付出他们的生命和自由，为压迫他们的人提供手段，然后压迫者借此再来更凶恶地压迫他们。可怕的是，穷人必须交纳捐税，而不能以此来使他们和他们的家属免受饥寒——更加可怕的是，他们交纳捐税，就是提供更多条件来造成自己的贫贱和不幸。”（172页）还有什么比这更深刻、更犀利的政治批判呢？这些都是依雪莱的思想、天性和极端锐利的风格才能写出来的句子，霍姆斯对后面这段话的表述也很有思想内涵：“他还谴责了政治制度，一律斥为压迫、腐朽和不具有代表性。”至于语言风格，他认为这是法国大革命时期国民公会的措辞风格，也是潘恩、沃尔夫·托恩、汉密尔顿·罗恩和激进共和主义者的风格。（同上） 葛德文在这种风格中嗅出了激进的味道，他写信给雪莱劝他只能安全地宣传改革。雪莱回复说，你的《政治正义论》出版近二十年了，“接下来又做了些什么呢？从此人们停止斗争了吗？他们所建议的炉火旁的交流实现了吗……”（173页）在接着而来的《人权宣言》中，雪莱的思想与风格继续发展：“……任何不能表示意见的现象本身意味着，在政府方面是赤裸裸的暴政，在被统治者方面则是无知的奴性。”（194页）在这份宣言的结尾，他向读者发出这样的呼唤：“向你们宣告这些权利的是这样一个人，他知道你们的尊严……他忘不了你们的堕落，因为他也时刻想起你们的现状——这种使人痛苦的事实。醒来吧！——站起来吧！——否则就永远堕落下去。”（196页）这份《宣言》最终在工人阶级的激进分子中得以流传。甚至在他的诗歌中，这种锐利的政治语言风格同样放射出光芒。他的长诗《麦布女王》（1813年）的诗意都是紧密围绕着他的政治思想而展开，并且力图“迸发出力量与火焰”（280页）。于是我们可以读到对于统治者群体的这样辛辣和深刻的讽刺：“然后，是一群表情庄重的白发 / 苍苍伪君子，他们心中，没有 / 一线希望、一丝激情、一点爱，/ 单凭谄媚爬上权重势大的高位，/ 过着奢侈和欺诈的生活，支持 / 成了他们荣誉源泉的体制……”（281-282页）霍姆斯说，这部作品给人最突出的印象是愤怒与控诉。霍姆斯还很能从雪莱那些长期受到忽视的作品中发现重要意义，比如创作于1814年、最后未能完成的小说《刺客》，他认为其主题反映出雪莱客居瑞士期间内心的许多问题。他还注意到在这里蛇第一次出现在雪莱的著作中，此后蛇的形象便在他的许多政治诗中发挥了重要的象征作用。（339页，作者原注释）最后，他认为雪莱这部为人们所忽视的作品“显然在他的政治思想中占据重要地位，其核心，是自由、爱情与暴力问题”（342页）。

在1816年以后，雪莱大量阅读自由派的报刊，包括《检查者》与科贝特的《政治纪事报》，也越来越多地重新参与到当时在英国正风起云涌的改革运动中。他在写给拜伦的信中说：“我真诚地希望，在即将到来的局面下，将对英国的体制进行一场最为大刀阔斧的改革。但这场改革并不推翻政府，否则我们都将成为无政府状态的受害者，还让文盲煽动者做我们的主人。”（479页）可以说，他在原则上支持革命，但是又担心过火的革命会重演法国大革命的恐怖专政。但是无论如何，雪莱没有停止在政治上发出自己的声音，没有从社会改革的运动中抽身而退。1817年2月他编写了一本最后定名为《关于在整个王国实行选举制度改革的建议》的政论小册子，提出了一个很简单、具体的问题并征求意见：是否应该建立真正的全民投票表决制度？其实在他内心只是希望做到在中产阶级范围内有限地扩大拥有选举权的群体，并且确立全体成年人都享有政治权利的原则。1817年11月突然发生了摄政王的女儿夏洛特公主死于难产的事件，恰好与密谋彭特里奇暴动的三名领导人的审判同时发生，这三人被公开绞死并残酷地开腔分尸示众。雪莱对此极为愤怒，几天后就写成《为夏洛特公主去世告人民书》，这是雪莱在英国写的最后一本政论小册子。它突出体现了雪莱对于当时公众事件所作出的迅速、明智的反应，目标是呼唤发动大刀阔斧的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雪莱在文章中揭露了政府的阴谋：“如不同意人民关于自由选举代表的要求，就须想出某些恫吓和损害，于是一个最可怕的暴行的阴谋诡计就被策划出来了。”目的是使大众相信如果要争取自由或减轻捐税负担的话，就会引起社会动乱，大家都活不下去。（527页）霍姆斯说，“人们公认这段论述是用英语写成的最早的‘前马克思主义’分析之一。”（528页）文章最后的高潮是把公众之死的官方仪式与审判的残酷结局联系起来：钟声响起，自由死了，英格兰人民志哀吧！接下来，在《伊斯兰的反叛》（1818年）这首长诗中，雪莱赞颂了真正的道德革命和社会革命，提出革命的核心在于建立新型的自由与独立的合作伙伴关系。在1819年的诗剧《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中，雪莱把十九世纪自由派文化中的那个盗火者与解放者形象赋予了更鲜明的政治色彩，更加凸显了道德革命与政治革命的一触即发的局势。

雪莱最为出色的政治抗议作品是1819年针对在曼彻斯特郊区的圣彼得广场发生的“彼得卢惨案”而写的长诗《暴政的假面游行》，霍姆斯的评价是：“这是英语诗歌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一部政治抗议作品。这也是雪莱一生中构思最高明，创作最简洁、最为隽永的一首诗作。”（734页）在诗里，英国的内阁大臣分别被称作“欺诈”“伪善”“毁灭”，在他们之上的国王名叫“暴政”，他们全都戴着假面谋杀人民。作者说“雪莱意在表明暴政已成为政府官员的偶像”，“最后暴政驾到，骑着白马，/……他头戴帝王的冠冕金碧辉煌，/ 手中握着一杆权杖闪闪发光；/ 他的额上可以看到这些字样：/‘我就是上帝、法律、君王！’”（737页）霍姆斯说，“但是，雪莱制止了他。制止他的是躺在群马铁蹄下的一位姑娘。”雪莱在诗里说：“……她说，她的名字叫作希望，/ 其实，看起来更像是绝望，/ 她面向着苍天，高声叫嚷：……”（738页）最后，这位姑娘向人民发出了呼唤：“ ……像睡醒的狮子一样站起来，/ 你们的人数多得不可征服；/ 快摆脱束缚着你们的链锁，/ 像抖掉沉睡时沾身的霜露：/ 你们是多数，他们是少数。”(742页）但是由于出版商的害怕，这部作品在雪莱生前没有出版。霍姆斯说出版商的恐惧不是没有理由的，在1819年英国政府对舆论自由的压制达到了顶峰；但是他仍然要说在危机考验下的关键时刻，这位出版商暴露出“他是位自由派而非坚定的激进派人士”的真面目。（746页）

最后是我们熟悉其末句的诗歌《西风颂》。在我的阅读记忆中，英国诗人雪莱永远与中国小说《青春之歌》联系在一起。书中描写北大的中共地下党负责人卢嘉川以雪莱“如果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的诗句结束他的广场演讲，林道静眼里含着热泪重复吟诵着这句诗。我大概是七十年代初读中学的时候读到这部小说和雪莱这句诗的，很多年以后才发现冬天的来临与春天的关系要复杂得多。敏感的雪莱曾经说过，那位叫作希望的姑娘“其实，看起来更像是绝望”。但是他在《西风颂》中仍然呼唤“请把我枯萎的思绪向全宇宙播送”，“通过我的嘴唇，向沉睡未醒的人境，/ ……让预言的号角奏鸣！哦，风啊，/ 如果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759页）最后这句的原文是：“If Winter comes, can Spring be far behind？”这可能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雪莱接受史中最有名的句子。后来，更让我有现实感的是“我的勋爵，你处罚了一个无辜的人”，那刚好是十二年前，我在台大图书馆二楼书库找到多年前读过的那本《雪莱政治论文选》（杨熙龄译），然后和几位朋友在街边公园里喝着啤酒，等待着、讨论着大家关心的事情，直到夜色降临。

霍姆斯在“引言”的结尾说，雪莱的作品所产生于其中的那种骚动而激荡的政治时期“在我们的时代依然闪耀着光芒。……它就在那里，每一位用眼睛看、用耳朵听、用心去感受的人都能体味到这一点，有时是如此贴近，以至于雪莱的生平似乎不是一段历史，而是一个神出鬼没的幽灵”（xii）。在这里我自然会想到在前面引述过的霍姆斯那段话，他说雪莱独特的精神和理想主义是“一团对抗阴影的熊熊火焰”，加上这里的“一个神出鬼没的幽灵”，这就完整了。无论如何，那个年轻的幽灵发出的预言还是会给凛冬中的人们带来希望：“如果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