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台学术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图书教材介绍（安徽人民出版社)

兰台学术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

作者：傅斯年

出版社：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时间：2019-03-01

开本：其他

页数：128

兰台学术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 版权信息

• ISBN：9787212101077
• 条形码：9787212101077 ; 978-7-212-101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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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台学术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 内容简介

《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一书系傅斯年先生生平代表作之一，本书不仅对上古至近代时期的中国文学史作了断代研究，还就某些专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并在宏观上涉及文学史研究之方法论，颇具启发之效。

兰台学术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 节选

　　史料论略　　文学史仅仅是通史之一枝，况且谈论文学史中题目，时时免不了牵涉到通史中别枝的事，已如我在《叙语》中所说，则我们现在说到史料问题，自然应从泛论史料之一般起。使用史料时要注意的事，是我们但要问某种史料给我们多少知识，这知识有多少可信，一件史料的价值便以这一层为断，此外断断不可把我们的主观价值论放进去。譬如我们论到古代的史事，六艺和载籍和一切金骨刻文等等，都要“一视同仁”的去理会他们，如果抱着“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的观念，至多可以做到一个崔述，断断乎做不到一个近代史学者。金刻文的一字可以证《大诰》宁王之为文王，骨甲刻文的一字可以辩《史记》王振之为王亥，实在“后来居上”，何曾“于古为近是”。我们有时借重古人的某说，多半由于他们能见到我们已经见不到的材料，并不由于我们相信他们能用我们的方法，因此我们才要“一视同仁”，谁也不能做“大信”（欧阳修不信文王称王事，曾说“孔子之书，天下之大信也”，其实能细读《诗经》即不能更信事殷之说）。我们既不可以从传统的权威，又不可以随遗传的好尚。假使一个桐城派的古文家写文学史，或一个文选学家写诗史，必然千部一腔，千篇一面，都是他们自己欣赏的东西，而于民间文学体制之演成，各级文学作品所寄意之差异，等等题中，所用之材料，不会去搜寻，即遇着也不会睬的。以这样方法所写成的文学史，也许在聪明人手中可以自辩着自负他的好尚之雅正，但究不是公正的使用材料而造成之史学的研究。总而言之，“别裁伪体亲风雅”，断断乎不是对付史料的态度。　　史料可以大致分做两类：一、直接的史料；二、间接的史料。凡是未经中间人手修改或省略或转写的，是直接的史料；凡是已经中间人手修改或省略或转写的，是间接的史料。《周书》是间接的材料，《毛公鼎》则是直接的；《世本》是间接的材料（今已佚），卜辞则是直接的；《明史》是间接的材料，明档案则是直接的，以此类推。有些间接的材料和直接的差不多，例如《史记》所记秦刻石；有些便和直接的材料成极端的相反，例如《左传》、《国语》中所载的那些语来语去。自然，直接的材料是比较可信的，间接的材料因转手的缘故容易被人更改或加减，但有时某一种直接的材料也许是孤立的，是例外的，而有时间接的材料反是前人精密归纳直接材料而得的，这个都不能一概论断，要随时随地的分别着看。整理史料是件很不容易的事，历史学家本领之高低全在这一处上决定。后人想在前人工作上增高：，要能得到并且能利用的人不曾见或不曾用的材料；第二，要比前人有更细密更确切的分辨力。近年能利用新材料兼能通用细密的综合与分析者，有王国维先生的着作，其中甚多可为从事研究者之模范；至于专利用已有的间接材料，而亦可以推陈出新找到许多很有关系的事实者，则为顾颉刚先生之《古史辨》诸文（多半尚未刊印）。这些都可以指示人们如何运用已有的史料和新见的史料。　　古代文学史所用的材料是难整理难用的，因为材料的真伪很难断定，大多是些聚讼的问题。原来中国人之好做假书——就是制造假材料——是历代不断的，若大家认为多出产假书的时期，由汉到今约四个：一、西汉末年，即所谓古文学；二、魏晋间；三、北宋的盛时，政府收书；四、明朝晚年，学士又有一番托古的习尚。就这四种去论，明朝的作伪是不能欺任何人的，北宋的作伪也没有大关系（如今本《竹书》、《文中子》等），魏晋间作伪的大成绩如《伪孔尚书》、《孔子家语》，已经为人辨别清楚的了；西汉末年的大作伪，也有近代所谓今文学家一派人的辩论，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就是这一辨伪题目中之大成，虽然其中过了度，太粗疏的地方很多，但这件事实的大概可知道。不过六经以外载籍诸子等等的考证，分析材料的考证，从来甚少；即如庄子、墨子等常读的书，至今没有整理好，而西汉时传下的一切经传的材料（今文的）至今尚很少人做工夫。经传里边明明有许多是汉朝的成分，如《孝经》中所说的天子诸侯都是汉家的天子诸侯，都不是周王和春秋战国间的诸侯。（说详后。今举一例，《孝经·诸侯章》云：“在上不骄，高而不危；制节谨度，满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长守贵；满而不溢，所以常守富。”此种观念至早不能上于汉文帝。春秋战国诸侯之地位不能引出此种议论。）《论语》中有类似谶纬的话（如“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易》和《三家诗》仅是汉初的写定本（三家诗文已与《论语》所引不同），而《公羊传》之着竹帛，反较《春秋繁露》后几年，伏生二十八篇以《秦誓》为尾，想是由于伏生做过秦博士。今文的经传既然给我们些汉朝初年的色彩，至于大小戴记之大多部分为汉儒做作的，更不待说了。在这样情形之下，我们如不把这些汉代的作品分别清楚，便不能使用这些材料去写周代的文学史。　　近年来有一个极不好的风气，大家好谈先秦的事物，所谓先秦的书原不多，易于读完，所以大家下笔，先秦这个，先秦那个。但我们敢自信这些所谓先秦的材料果真是先秦的材料吗？我们何不看看这些材料是怎么样出来的呢？　　一种书因时代而生变改，在后来印书时代较难，在中世手抄本时代尚易，在简书时代，“父子相传”即可改易，至于口传许久后来再着竹帛之容易变动，更不待细论即明白（其实韵文之口传甚能保守古语，如《鄂谟长歌》、《维陀》皆然。然《公羊传》一类之口传，则难能保守也）。所以虽是汉初年给我们的先秦材料，我们也要于用他时谨慎的。古来着书艰难，一简不过几十字，一部书便是一个产业，虽以“惠施多方，其书五车”，如用现在的印刷法印成，未必便是一部大书。着述愈难，则着述和传授更多是有所为而为，“与时进止”是不可免的，固守初面目是难的。　　中国何时才有着作呢？无论今文或古文都告我们说，着作开始是很早的，但我们从文书材料上看来，西周只有官书和迷信书（《易　　爻》）流传，《论语》以前，不见有私家记言的文，而《论语》也但记一段语的扼要处，如标目摘由样，也很可看出私家多多书写之不容易。若《孟子》一流的书已很充畅丰长的了，但仍然是记言，且许多是后来追记。直到荀卿、吕不韦、韩非才整篇的着作，系统的着作《史记》上有明文。但这风气方才开始，焚书的劫运就来了。那么，焚书于书失传上是很有贡献的吗？不过我们要知道，战国秦汉人们的书和他们的职业是一事的；阴阳、刑、名、纵横乃至儒、墨，都是家传师授的职业，焚书未必使书绝，而秦之摈退方士（方士本是一普遍名词，治方术者，皆是方士，后来遂为齐东一派所专用）。楚汉战争，和汉初年黄老儒术之递相消长，是真真使一切学者（即方士）失业的。书以人之失业而失传，家（今云派）以人之失业而亡家。古代的载籍消失必是秦汉之际一直下来渐渐成的，断非秦始皇帝能突然使他大亡特亡（《东周列国纪》已不传民间，自然可以焚的方法亡之）。对于这一点，古文今文是不同的。在今文浸润的汉武帝诏书上，只能说到“礼坏乐崩朕甚闵焉”，古文家便于其上加上一句“书缺简脱”以便自己的议论。虽然古文家时时故意把汉初年书亡缺事说的淋漓尽致，以便售自己的假古董，而今文家自信一孔之为大全，也太陋了，甚至愚到说伏生二十八篇比二十八宿，后得《大誓》如拱北辰，多一篇不可，少一篇不能。“向壁虚造”的态度固不可，而“挟恐见破之私意”亦不应该，古文智而诬，今文愚而陋。我们将来要一部一部地把今文传经整理过，一以阎氏对付梅传之考订法对付之，等到可信者显然可信，存疑者存疑，然后可以大胆的用这些材料，以讨论文学史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