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郁症与日常遭遇的脆弱性
在《诉说忧伤：抑郁症的社会学分析》一书中，波士顿学院社会学教授戴维卡普以自身经历和社会学的理论基础，通过对50名抑郁者的访谈，展现了抑郁经历、想法和感受
【编者按】
在《诉说忧伤：抑郁症的社会学分析》一书中，波士顿学院社会学教授戴维·卡普以自身经历和社会学的理论基础，通过对50名抑郁者的访谈，展现了抑郁经历、想法和感受，为揭示抑郁症复杂的社会过程提供了视角。全书聚焦于抑郁者如何理解这种从本质上来说模棱两可的生活情境，他们的抑郁意识如何随时间推移而发展，他们如何看待精神病学和药物治疗，如何与家人和朋友打交道。本文摘自该书第六章《家人与朋友》。
继1959年的经典之作《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之后，欧文·戈夫曼陆续出版了11本著作，每一本都充分展现了他分析复杂的日常社会接触的独特天赋。他是一位民族志研究大师，出色地记录了微妙的社会仪式，个体通过这些仪式管理自己的身份，同时又保护他人的身份。
戈夫曼的研究呈现了我们如何共同承担维护社会生活的任务。戈夫曼对精神病院中受侵犯病人的自救策略的描述，以及他对“被污名化”身份含义的非凡洞察，与本书主题有着最为密切的关联，而他的思想影响了本书的每一个章节，因为他所有的研究都涉及个体身份，探讨了它们是如何被塑造、被管理、被操纵、被保护、被改变的，以及有时被伤害而无法修复的。不过，在我看来，戈夫曼最重要的一项学术遗产是他对日常遭遇的脆弱性的深刻认识。他的作品共同展示了人类交往所产生的社会秩序有时是多么微妙。他揶揄道：“生活也许不是赌博，但社会交往是。”在我看来，这就是说，作为整体的社会生活比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特定遭遇更具稳定性；然而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呈现的身份却经常发生变化。
戈夫曼的书中满是精湛的学术理论，他提出了一系列开创性想法，有力地阐明了人们习以为常的日常互动方式和运转机制，带领读者踏上了绚丽多彩的思想之旅。他提出了诸多重要概念，情境性涉入（situational involvement）便是其中之一。在他出版于1963年的《公共场所的行为》一书中，戈夫曼指出，每当我们进入一个社交场合时，我们都必须表现出喜欢交际，表现得体，展现自己的价值，并正确回答“在这种情境下，我在与其他人的交往时必须涉入多深”？鸡尾酒会、商务会议、体育赛事、卧室、匿名公共场所和课堂等情境对参与者的涉入程度要求迥然不同。
“情境性涉入”这一概念是我选取和呈现本章四个案例研究的指导框架。除了这些故事本身固有的戏剧性外，它们还阐明了抑郁症是如何让患者的家人和朋友陷入两难境地的。
我写作本书时感到惊讶的是，戈夫曼从未把疾病作为延伸分析的重点，因为病人和身边亲近之人的关系可能是思考所有人际关系的道德和社会基础的典型案例。如果社会科学的一个中心目标是理解日常生活中社会秩序的基础，那么最好要研究那些秩序崩溃、正常互动陷入混乱、围绕关系的规范变得难以理解的情境。例如，戈夫曼聚焦尴尬情境的分析，以此来揭示社会组织的原则和成功角色扮演的基础。同样，严重的疾病如此扰乱人际关系，因此可以阐释日常生活的脆弱性，并突出社会关系中被认为理所当然、往往隐而不见的界线。长期病患对患者伴侣、家人或朋友的索求，直接引发了这样一个问题：“在一段关系中，个人该为对方做些什么？”蕾切尔、安妮、马尔科和约翰简述的经历表明，帮助抑郁者而不被拖累是一项多么微妙的任务。
我有意识地选取四个案例，来说明配偶、父母、孩子和朋友可能会以不同的方式向抑郁者恰当地施以同情。我在本章的多个地方谨慎地说明，这四个案件只是旨在唤起大家的思考和重视。除此之外，它们只是在抑郁压力下仍坚持下来的人际关系的实例。了解一段关系因疾病而结束的动态过程无疑也是很有价值的。我们还应全面研究抑郁症如何影响不同范畴下（如年龄、性别、种族、宗教和社会阶层）的个体的关系平衡：例如，我们是否可以预测，女性照顾者总体上比男性照顾者表现出更有渗透力的同情和涉入？我们是否可以推测，对患有抑郁症的家人或朋友的反应会因社会阶层的不同而有所不同？等等。
如果要我从对患者家人和朋友的10次访谈中得出一个初步假设，我会说，他们都经历了一个可预测的社会化过程。正如抑郁症患者最初不知道如何理解自己的感受一样，家人和朋友最初的反应也极有可能是困惑和惊愕。一旦发现问题是抑郁症——可能是在经历一场严重危机之后，家人和朋友会经历一段积极学习期，包括与医务人员的交流，有时也会有广泛的阅读。如果我的访谈和个人经历都具有代表性，那么在这个学习过程之后，会是挽救或治疗抑郁者的不懈努力期，有时这个阶段会很漫长。一般是在灾难性疾病的初期会采取英勇的帮助措施，因为那时同情余额充足，照顾者也可能相信，一旦抑郁症患者意识到自己受到许多关心和爱护，就会好起来。英勇的帮助措施也显示出强烈的责任心，是亲友陷入危机时，个体应有的表现。这种不懈努力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甚至是几年，但后来它的效果会越来越受到质疑。情况没有好转，而照顾者自己的健康却受到严重损害，当这些不良结果变得很明显时，照顾者就可能开始从患者身边撤退。
戈夫曼的著作和本书中大部分的分析还有一个相似之处。本研究依赖于深入的访谈资料，即50位受访者讲述的疾病经历，我听到的大多是患者如何以高度个人化的方式在日常的面对面接触中对疾病做出反应。和戈夫曼一样，到目前为止，我都是在日常互动的“微观”层面开展分析，而相对忽略了历史、社会结构和文化等影响我们定义日常情境的“宏观”层面。然而，作为一名社会心理学家，我清楚地意识到日常生活中的戏剧是在更大的历史和制度环境中上演；意识到“社会并非［仅仅］‘影响’个人生活，而是就栖身于个人生活中”。彼得·伯格和布丽吉特·伯格这样解释微观世界和宏观世界的相互作用：
首先，我们在面对面的关系中与他人一起生活在当下体验的微观世界中，这一点至关重要且从未曾中断过。此外，带着不同的意义和连续性，我们也生活在一个由更大的结构组成的宏观世界中；在这个世界中，我们与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抽象、匿名和遥远的他人建立关系。这两个世界对我们的社会体验都是必不可少的，而且……两个世界相互依赖，共同创建对我们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