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错乱》：从见证文学的两种类型谈起

《错乱》，[萨尔瓦多] 奥拉西奥卡斯特利亚诺斯莫亚著，张婷婷译，后浪文学｜花城出版社2022年5月出版，168页，52.00元

《错乱》，[萨尔瓦多] 奥拉西奥·卡斯特利亚诺斯·莫亚著，张婷婷译，后浪文学｜花城出版社2022年5月出版，168页，52.00元

《错乱》这部小说属于拉丁美洲文学中现在很流行的一种特定的文学亚类型，即见证文学。往往是来自独裁、集权、第三世界国家或前社会主义阵营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后极端的政治情境之中对于普通人生活的描写。在政治腐败、军队独裁等高压制度面前，良知者发展出了一种强调政治作用、强调对普通人生活的记录和记忆的文学类型，尤其伴随着卡罗琳·佛雪、米沃什、索尔仁尼琴等作品在英语世界的畅销，开始蔚然成风。而在西语拉丁美洲文学中，如果以米盖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为起点的话，这些是几乎同步展开的。

但奥拉西奥·卡斯特利亚诺斯·莫亚的这部长篇小说的一个特殊之处，也是正在日渐转型中的当代很多优秀的长篇小说可以看到的一种特殊之处，在于抛弃了客观的、“逼真”的现实主义，而采取了一种主观视角。这和十九世纪中叶至二十世纪中叶的文学主流拉开了距离。我们不能说莫亚就直接地受到意识流小说的影响，尽管他毫无疑问是受到了乔伊斯、伍尔夫、普鲁斯特等现代主义作家群的启示，并且发展了内在聚焦的可能性，把书斋式的梦呓、内心独白与拉丁美洲极端的政治环境和平民生活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一种极为“真实”的虚妄语言，而这是远远超出了意识流作家们的蓝图的，倒有点像是伊斯梅尔·卡达莱或乔治·奥威尔与前者“合体”的版本。中国读者一定会在其中发现类似于《狂人日记》的疯狂举动，就像小说的标题本身叫“错乱”，他也是一个黑白颠倒的时代的“狂人”，作为叙事人的“我”是一个参与“历史记忆恢复计划”的编辑（这是一个跟危地马拉天主教会的历史相关的现实指涉），不过，《错乱》叙事者的狂不再是詹姆逊意义上的“民族寓言”，而是一个堕入犬儒主义的镜城的个体。这部小说当然是一个象征性的文本，讲一个人如何在诊断别人的paranoia（精神妄想症）的过程中自己感染上了paranoia，这也许可以作为小说的“主题”，它的“见证”是一种心理状态的潜移默化，或“感染”——强调其消极的因素。paranoia这种说法在今天英语世界的文学、电影研究中都很流行，但用在这部小说中也很准确。最近我阅读过的温弗里德·塞巴尔德的《奥斯特利茨》、霍华德·雅各布森（Howard Jacobson）的《J》和玛丽亚·斯捷潘诺娃的《记忆记忆》，这些当代作品都具有一种综合主观感受的见证文学、档案文学的特征，也许折射了当代文学的某种趋势。

小说的译后记《魔幻与见证之后：暴力阴影下的中美洲文学》也分析得很好，译者张婷婷投入了很多时间，认真梳理了拉丁美洲的见证文学传统——一个是从阿斯图里亚斯开始的精英文学的见证文学，另外一个是里戈韦塔·门楚的非虚构的、来自玛雅族和基切族历史的强调传达普通人生活和证词的见证文学，类似于张纯如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见证文学/史学。这两种文学，体现了知识分子趣味和民间趣味，艺术趣味和政治实践趣味之间的差异和张力。关于见证文学的两种传统，在作品内部也有一种结构上的呼应，即最开始这个反复翻阅一千多页档案的叙事者非常怪异的一个特征，是只在档案之中寻找那些修辞上足够美好感人的句子，寻找那些质感上接近塞萨尔·巴列霍的段落。而这些句子实际上跟档案原文之中所涉及的暴行没有实质性的关系，也超出了他职业权责应该感兴趣的范畴。在一段长达五页不分段的内心独白中，叙事者“我”跟一个叫托托的“农夫兼诗人”分享自己阅读的心得，他说它们“行文结构像有洁癖似的”，他大段大段地摘录下这些话，把它们抄写在自己的笔记本中。“考虑到他是诗人，猜想他可能会对那些情感强烈的比喻和充满巧思的句法感兴趣，实际上，这些句子甚至让我联想到塞萨尔·巴列霍这样级别的诗人，说到这里，我决定继续念，这一次语气更加坚定，重新响起的马林巴琴声也不能让我有半分怯懦，我选了一段更长的，好让托托老兄不再有任何怀疑：‘我哭了三天，哭着想见他。我坐在地上，嘴里说着，小十字架在下面，他在下面，我们的尘土在下面，快来敬拜吧，快去点一支蜡烛，可当我们点起了蜡烛，却不知该放在何处……’这一句，你说，我这下是清清楚楚地带着怒气质问他，难道不是精彩绝伦的诗句吗？简直是诗歌的瑰宝！紧接着我带着更强烈的情感朗读出下面一句：‘因为最悲伤的是，给他下葬的人不是我……’这时我突然发现托托正投来警戒的目光，好像我说漏了什么，而旁边某个秘密情报员正趁我不注意将之记下来，我浑身一哆嗦，下意识地扭头扫了一眼周围的客人，心惊胆战，一些人看起来完全有可能是军队派来的眼线，甚至，考虑到这个国家的局势，如果这里的多数人都是眼线，我也不会感到奇怪。想到这里，我赶紧把我的小笔记本放回外套口袋，又朝女服务生打了个手势，要了第三杯也是最后一杯啤酒。”这种描述，使莫亚成为“元小说”的大师，通过叙事者“我”的摘录，《错乱》的读者也成为“历史记忆恢复计划”的读者，而且我们的阅读，也和故事中的托托一样，只是阅读了作者莫亚和叙事者“我”允许我们看到的部分，那些在语感上让人恍惚间以为在读一部文学大师的作品的部分，而原住民的苦难则短暂地被遗忘了。

这里作者埋下了一个小小的伏笔，即使是西语读者估计也很少会联想到，巴列霍的母系祖先也有印第安人血统。不过，随着小说往下推进，主人公翻阅档案到更深入的时候，他已经渐渐放弃了对这些句子在修辞上是否优美的捕捉和评判，从一个华丽的唯美主义读者转变成一个“非虚构”的读者，更加关注暴行本身的残酷性和文献事实记录的精确性，小说展开了他放弃“文雅”语言关注点的过程，这和他精神妄想症的加剧是同步的。因此，可以说小说通过主人公最开始的寻章摘句，到最后的自我放弃，间接反映了见证文学从精英文学向普通人文学的转移，也反映了一个并非充满热血与正义感的“正常人”是如何培养出意识中的“同情”，开始关注自己族群的命运。同时，在性的经历方面，他也从最开始花花公子式的寻花问柳、见色起意，到受到一个女人的“将军”丈夫的潜在威胁，并不小心感染上性病，因而把自身置入生不如死的炼狱。在他的生命体验一路下滑的黑色过程中，我们发现，叙事者对修辞的关注也渐渐降低，把自己的注意力转移到原住民实际遭受的暴行上。

当然，我们也可以把这部小说放置到另外一个著名的拉丁美洲小说传统，即独裁者小说。包括马尔克斯的《族长的秋天》在内的拉美“四大独裁者小说”，因为拉丁美洲独特的军事独裁体制在两百多年之中的起起伏伏，而在文学史上同样贯穿了二十世纪。《错乱》也可以放置到“独裁者小说”这样一种特殊的拉丁美洲文类之中。译后记中也谈到了这部小说的一个特点，即其中主人公不再是有良心的精英知识分子，或者民族英雄，像二十世纪初期的爱弥儿·左拉那样，相反，他是一个唯唯诺诺的犬儒主义者，他之所以参与天主教卷宗关于屠杀证词的调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薪水和这个职位提供给他的生活保障。小说背景安置在美国，在纽约的第八大道，而不是叙事者的祖国，某种跨国经验也意味着叙事者间离了跟母土的联系，这是档案考古之外的第二层转写。它也显示出一种普通的状况，即在一个没有任何英雄的时代，每个人只要生活在小说所呈现的这种制度和体系下，都会成为受害者，同时也会自然而然地成为反抗者，成为自救者。所以从最开始他为了保全自己的生命和地位而做出各种妥协和让步，到后来他渐渐被自己阅读、发现和接触的那些受害者所“影响”，这呈现了一个制造恐怖的完备系统如何在心理上撕开一个微小的豁口。那些提供证词的人在现实中的样子震惊了他，文献和现实中的人物的交错，甚至是与刽子手/将军的相遇，让叙事者——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普通人——受到影响，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他“自由”了。这真正实现了希腊悲剧对主人公的要求，在道德上不是太好，也不是太坏，只是比正常人稍微好那么一点，他犯了不大不小的“过失”——在这部小说中是好色、软弱、犬儒、贪生怕死。即使这样一个人，也被自己所阅读的一千多页的材料所吞没，最终变成患有精神妄想症的人，成为那个由妄想症组成的国家的一员，成为他本来想逃离的地狱的一部分，也成为一个“良心”渐渐觉醒的人。

这说明，小说本身诉诸普通人而不是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良心”，诉诸普通人在这种情境下能够做的事情。我想，包括洪尚秀的电影，中国“新东北作家群”的小说（《冬泳》《平原上的摩西》之类），最近的文学艺术尝试都有这样一种倾向：不是在塑造浪漫主义的或批判现实主义中完美或有缺陷的英雄式主人公（即使拉斯蒂涅、加缪版的西西弗斯也还是英雄），而是塑造陷入生活泥淖、让读者读上去无法说真的“喜欢”或感情上得到“升华”的普通人，带有犬儒主义性质的人，他们有自己的个性缺点，跟生活妥协，同时也在危机的环境中显示出良心未被收买的方面。所以这部小说中的人物，沉迷于自己在性上的放纵，沉迷于自己的“职责所在”，最终却意识到自己其实无法逃脱现实生活的爪牙的控制，因此他所承受的精神压力，也与普通人承受的精神压力等值。正是在被权力机器“俘获”、自身也成为牺牲品之后，他开始了精神的觉醒。但作者选择这样的人物，确实体现了一种新的文学趋势的显现，正如作者在访谈中说的：“对我们来说，我们想创造一种新的社会，但政治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政治只是一小部分。我们非常失望，政治革命并不意味着我们想要的社会的完全改变，也并不意味着公众精神的改变。”这也许不仅是拉丁美洲特定一代作家的选择，也是替代性的乌托邦选择渐渐消弭之后，进步作家们的一种普遍的困境；而近期相关作品中犬儒主义的主人公，仅仅是作家和思想界的这种困境的投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