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鹰《纪念碑》：等了15年才动笔
“我采访了五个我妈妈新四军的老战友，后来写了篇散文《美丽人生》，最后有两句话：还有比这些女战士更圣洁更美丽的人吗？还有比这些女战士的人生更璀璨更绚烂的吗？在我看来，妈妈她们是最美丽的。”
“我采访了五个我妈妈新四军的老战友，后来写了篇散文《美丽人生》，最后有两句话：还有比这些女战士更圣洁更美丽的人吗？还有比这些女战士的人生更璀璨更绚烂的吗？在我看来，妈妈她们是最美丽的。”11月26日，作家王小鹰做客 “静安讲坛”，在分享其长篇小说《纪念碑》的创作历程时如此说道。
《纪念碑》是王小鹰的第十部长篇小说。该书以改革开放初期上海某区区长史引霄积极工作为线索，展开了改革故事与革命往事相互交叠、两代人的命运相互交织的丰富情节，描绘出一批老新四军战士和他们的后代，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始终以赤子之心报效祖国的鲜明形象，还原了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以后改革开放的历史场景。
作家王小鹰分享其长篇小说《纪念碑》的创作历程。
在分享会上，王小鹰讲述了《纪念碑》从起心动念，到最终成稿的过程。前前后后二十年里，这部书一直放在心头，但始终无法下笔，直到母亲和许多老阿姨的相继过世。
“我写这部长篇，是为我的母亲而写，也是为和我妈妈一样的新四军教导大队八队的女战士而写，我不要让她们被历史淹没掉。”
“一定要为这样的女性写本小说”
王小鹰的父母都是新四军老战士，父亲是曾写下《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词作家芦芒，母亲王庄霄是新四军教导总队第八队的队员。新四军教导总队是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创办的第一所培养军政干部的学校，第八队是唯一的女学员队。
尽管已经出版了多部长篇小说和中篇小说集，但王小鹰从未想过要以父母的经历为题材进行创作，直到20多年前一次偶然却又似乎必然的相遇。
2000年1月，她陪83岁的母亲到安徽泾县的云岭，参加“皖南事变”殉难将士牺牲六十周年纪念活动。大会结束后，母亲执意要去当年新四军教导大队女生队的驻地。当时主办方没有这个行程安排，很犯愁，这时候一个比她母亲还年长的老太太说陪她一起去。
先是驱车，后下车步行爬山，一路上，两个老太太说着女生八队的趣事，精神矍铄，开心得像两个小姑娘。找到原八队驻地，两人站在宿舍前的草坪上，唱起了新四军军歌。王小鹰当时只是觉得奇怪，这个九十几岁的老太怎么这么有精神。
回去的路上，工作人员悄悄告诉王小鹰，这个老太太就是新四军副参谋长兼新四军教导总队总队长周子昆的遗孀何子友。皖南事变时，周子昆在泾县茂林蜜蜂洞被叛徒出卖，与副军长项英同时牺牲。何子友忍着悲痛，带领千余兄弟姐妹，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想尽一切办法保障部队军需供应，并多次参加反扫荡，反清乡战斗。
革命胜利后，何子友每年都要爬上蜜蜂洞祭奠丈夫，终身没有再婚。她也先后负责上海电池厂、益民食品厂、开林油漆厂、复兴香烟厂的接管与军管领导工作，并含辛茹苦，悉心抚育革命后代，堪称一代巾帼楷模，为恢复生产、发展经济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国家和军队建设做出了新的贡献。离休后，她依然心系人民、心系军队，革命精神不减，继续发挥余热，继续关心党、国家和军队的建设发展，为江苏省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的工作倾注了大量心血。
何子友守着这样一份感情，一守就是六十年，这既让王小鹰感动又好奇于她的情感世界：“我当时就萌生了一定要为这样的女性写一本小说的想法。”
《纪念碑》书封
从当代回溯过去，两代人的理想相互映照
回到上海后，王小鹰跟母亲说了自己想写女生八队的想法，老太太十分开心，拿出通讯录，一一跟她介绍这些老阿姨。王小鹰从中选了五位进行了集中采访，印象最深的是左英和毛维青。
左英是开国中将刘培善的夫人，曾担任上海市第八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中共七大代表，第四、六届全国人大代表。但在她的家，王小鹰看到的是朴素甚至简陋的房间，沙发坐下去都是硬邦邦的。
“我跟左阿姨说，你们当时经历那么多的事情，老坎坷的。当时真心的想法就是，你们就这样默默无闻生活在繁华大上海的一个角落里，过着极平凡的生活，我就问她，有没有想过她们的事迹应该流传下去。”
“她说，我们当时做的事情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只要自己觉得这个事情做得有价值，现在有没有人记得我们，要不要在纪念碑上留一笔，对我们来说没有什么要紧的。”
毛维青是女生八队在“皖南事变”中被捕后，通过暴动唯一成功逃出上饶集中营的队员。对于个人在集中营的遭遇，她闭口不谈，只是给王小鹰讲述其他队员的事迹：百般遭受蹂躏而坚贞不屈、最后被活埋的“丹娘”施奇，拼命保护账本、钱物的会计张洁亚，跳下百丈崖的七个新四军女战士……
母亲为了给王小鹰提供素材，帮助她创作，以耄耋之年开始写笔记。足足写了七本，有她自己的经历，有其他女战士的故事，“每个人都有各自的曲折，抗日神剧都比不上她们的遭遇惊险和令人感动。”
比如母亲在还没加入新四军的时候，被地下党派到国民党军队里，被怀疑后，与其他队员被派往九江前线。这些队员原本是抗日救亡流动宣传队的，毫无作战经验，而且每人只发了一袋米、一杆枪，无疑是让她们去送死。还没走到九江，国民党军队就溃退下来了，她们也跟着撤退。路过鄱阳湖，日军追了上来，她们就潜进湖里，靠着芦苇管躲过敌军。
这些事迹、这些素材在王小鹰心里一直放着，一直沉淀，但她迟迟没有动笔，她觉得自己还没准备好，没找到最妥帖安放它们的方式。即使母亲一再催促，说再不写，通讯录里的老战友就所剩无几了。
“我觉得我对不起我妈妈。之前有很多记者采访我妈妈，她说我不跟你们讲我的故事，我的故事要给我女儿写长篇的。等记者走了，就骂我，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子，王小鹰最坏了，一天到晚写别人的故事，我给你那么多，老是不写。妈妈不懂，这个素材没有到一定的时候是写不出来的。”
2011年，母亲离世，让王小鹰意识到不能再等。她要写的东西，必须亲眼看，没有环境的感染，她根本不知道如何下笔。所以又花了三四年的时间，从她的出生地苏北，到皖南云岭找八队的驻地，再到鄱阳湖看母亲九死一生的地方，“把我妈妈经历过的全去过了，等于是一个寻觅的过程，寻觅故事里的人物。”
2015年，王小鹰开始动笔。她放弃了纪实文学或非虚构的路子，原因很简单：尽管有采访、有实地走访，但她毕竟没有亲身经历，“肯定写不好。”另外，她也觉得打捞历史、弘扬革命英雄主义是很好，但她并不满足于此。
“我觉得还是得从当下写起。”王小鹰认为，她们这代人的经历，虽然不如父母辈那样艰难，要付出生命的代价，但是从受革命理想主义教育到理想主义被摧毁，再到改革开放一点一点寻回心中的目标，这个过程同样也很曲折。所以从当代开始进行回溯，两代人的理想互相对照、互相映衬，才是她心目中妥帖安放那些岁月的最佳方式。
2021年《收获》夏卷、秋卷分两期刊登了《纪念碑》全文，随后又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时距离王小鹰遇到何子友动念写书，已经过去足足二十年，不仅母亲故世，那本通讯录上的老阿姨也几乎全都不在世了。
“这部书，我倾注了太多情感，二十年积累下来的，对我母亲她们的怀念和崇敬，以及对我们这代人所走之路的反思，全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