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魏北周墓志中的被隐诛者

墓志，以及其他类型的石刻，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信息，是研究者不可忽视的资料。在西魏北周史研究中，传世文献的稀少使得墓志的价值更加凸显。

西魏北周纪年墓志的著录与研究

墓志，以及其他类型的石刻，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信息，是研究者不可忽视的资料。在西魏北周史研究中，传世文献的稀少使得墓志的价值更加凸显。利用墓志进行研究，首先需要掌握检索方法，了解研究时段内墓志的存佚状况，以免因失检导致研究不尽周详。碑志目录、索引以及石刻数据库能够帮助研究者在较短时间内将所需材料大致搜罗齐备。刘琴丽编《汉魏六朝隋碑志索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版）是目前收录唐以前碑志数目最多的石刻检索工具书。据该书统计，截至2017年底，各种出版物中所见西魏碑志共计五十二种，北周碑志共计二百零五种。据笔者不完全统计，2017年以来出版的石刻图录及期刊文章中又见西魏墓志九种、北周墓志二十八种。尽管石刻收藏与考古发现的陆续公布使西魏北周墓志的可知数量继续增长，但与东魏北齐墓志的已知数量相比，西魏北周墓志可以说是少得可怜。这一现象或许不能简单视为“幸存者偏差”，其背后的历史原因有待探寻。好在，可资西魏北周史研究的墓志不仅限于西魏北周纪年墓志。隋代乃至唐贞观以前的墓志，都是西魏北周史研究中需要留意的资料。

《汉魏六朝隋碑志索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版

自传统金石学至现代石刻研究，学界对墓志的考察不断深入。孙正军总结出近年来中古碑志研究的六个新动向：一是谱系的发现及建构过程之探讨；二是碑志的历史书写与“异刻”研究；三是碑志的个体生命史研究；四是碑志的历史记忆研究；五是碑志的政治景观研究；六是碑志所见地域社会史研究。（孙正军：《近十年来中古碑志研究的新动向》，《史学月刊》2021年第4期。作者在此文中首先提出了一、二、五三个动向。在2022年10月29日由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主办的“碑之转身·中古中国石碑与石刻文化学术研讨会”上，作者提交的会议论文以《近年来中古碑志研究的新动向》为题，文中提出三、四两个新动向。第六个新动向乃笔者亲承赐示，在此谨致谢忱。）六个新动向中，对谱系建构过程的讨论大多属于横跨北朝隋唐的长时段研究，所用材料也绕不开西魏北周墓志，这一类研究中颇有能代表西魏北周史研究前沿成果者，详参孙正军文。碑志的历史书写与“异刻”方面，室山留美子将北魏墓志按制作时间分为所属集团执政时期制作的墓志，政权更迭、接受追赠后制作的墓志以及反对派执政时期制作的墓志，得出“墓志是政治产物”的结论（室山留美子：《出土刻字資料研究における新しい可能性に向けて──北魏墓誌を中心に》，《中國史學》第20卷，并参前引孙正军文）。她的观点能够在西魏北周乃至隋唐的石刻史料中得到映证，并启发后续研究（详见本文第二节）。关于个体生命史，除孙氏所举诸例外，在西魏北周史研究中，仍不乏能体现这一新动向的成果。罗新《西魏晖华公主墓志所见的吐谷浑与柔然名号》[《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一文不仅阐明晖华公主墓志所见库罗伏、尉芮文、明元等名号的语言与制度背景，同时关注晖华公主及其家人在长安的命运，此文在个体生命史研究方面可以视作《茹茹公主》（原载《文景》2011年第4期，收入罗新：《王化与山险──中古边裔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75-95页）的续篇。

至于碑志中的历史记忆，孙正军认为，此类研究有两种取径，一是关注记忆的生成、流变及扩散，二是探讨记忆背后的隐藏史实。由于墓志文与传记存在亲缘性（参聂溦萌：《中古官修史体制的运作与演进》第四章《列传编纂的政务运作基础：对相关制度与文本的考察》，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版，76-185页），利用墓志讨论历史记忆，难免过度聚焦于志主的籍贯与家世（孙正军文概括为祖先记忆），并以第一种取径为手段，达到探讨史实之目的。从孙氏文中列举的研究成果来看，运用碑刻探讨的历史记忆明显呈现出更丰富的面相，这或许说明现有研究仍未能充分发掘墓志文本蕴含的信息。墓志文对籍贯与家世的叙述中，想象与虚构的成分居多，但它仍被视作墓志中最重要的记忆，受到学界的持续关注，而最直接反映记忆的时间记录，却尚未引起重视。碑志中的时间记忆与书写有待系统研究。传统金石学用考证的方法分辨时间记载的对错，使碑志得以发挥证经补史的作用，现代学人显然不宜止步于此。若对看似简单的“误记”多加关注，以记忆研究的眼光审视时间记载，也许能发现异文背后隐藏的记忆塑造与修改、协商与竞争的过程。

在政治景观与地域社会视角的研究中，碑刻同样发挥着比墓志更大的作用。既有研究一般认为，墓志在葬礼完成后便被埋藏，丧失了公共性，很难发挥作为政治景观的功能（仇鹿鸣：《权力与观众──德政碑所见的中央与地方》，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19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80-81页，收入仇鹿鸣：《长安与河北之间：中晚唐的政治与文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127页）。然而，一些规格异常的墓志在葬礼上即完成了政治意图的表达，并成为影响日后政治实践的“故事”，本文第二节将举出例证。碑志所见的地域社会本应包含多重面相，但北朝墓志中关于地域的信息主要是籍贯与卒葬地，使得学界的讨论集中于乡里制（这方面的代表性成果是侯旭东的研究。参侯旭东：《北朝乡里制与村民的空间认同》，《北朝村民的生活世界──朝廷、州县与村里（增订版）》，商务印书馆2022年版，118-151页）。笔者认为，若能将文本外部的墓志制作过程纳入对地域社会的考察，或许能够发现西魏至北周平齐以前关中地区墓志文化的特性。

尽管学界成果丰硕，西魏北周墓志仍有巨大的研究空间。在下文中，笔者试从历史书写、政治景观、生命史、谱系建构等方向进入个案研究，敬祈方家赐教。

被隐诛者墓志的制作与展示

隐诛是古代政坛失势者常见的死因，宋杰先生对汉代官吏与贵戚的隐诛有专门研究，认为赐死（宣判罪名，秘密处刑）属于半隐秘之诛杀，不公开罪名的暗杀则是纯粹的隐诛（宋杰：《汉代的秘密处决与政治暗杀──“隐诛”》，《史学月刊》2013年第7期）。为便于讨论，本文将二者皆称作隐诛。有名望者在政变中受诛，诛杀其人的当权者为息事宁人，以其人生前同品级或稍低品级礼遇安葬之（公开受刑，淡化罪名），亦可视同隐诛。

逮至南北朝，前朝末代皇帝必遭秘密杀害，其男性近亲则多被诬以谋反罪名赐死。祝总斌先生在《晋恭帝之死与宋初政争》中分析了刘裕杀害晋恭帝的理由，所论未及晋恭帝之葬事（祝总斌：《材不材斋史学丛稿》，中华书局2009年版，283-295页）。刘裕虽必欲置晋恭帝于死地，但并不横加显戮，而是采用暗杀的方法。尽管晋恭帝死因在刘宋君臣间心照不宣，至少在名义上，刘宋王朝需要为晋恭帝举办一场与身份相符的葬礼，以特殊的政治仪式宣示前朝彻底终结。《宋书·武帝纪下》记载了此次葬事的规格：

九月己丑[《晋书》卷一〇《恭帝纪》作“九月丁丑”（中华书局1974年版，269页），按丁丑、己丑皆为乙丑之讹，乙丑即当年九月二十日]，零陵王薨。车驾三朝率百僚举哀于朝堂，一依魏明帝服山阳公故事。太尉持节监护，葬以晋礼。（《宋书》卷三《武帝纪下》，点校本平装修订本，中华书局2019年版，61页）

“葬以晋礼”的实质并非沿用晋朝丧礼的具体规定，而是指葬礼规格与司马德文在晋朝的政治身份匹配，即葬以帝礼，故现存墓碣称他为晋恭帝而非宋零陵王（李蔚然：《南京富贵山发现晋恭帝玄宫石碣》，《考古》1961年第5期）。

遗憾的是，不仅晋恭帝哀册未见于世，纵观南朝，因易代而受隐诛者的志墓文字皆不为人知，后人暂时无法根据墓葬内部铭刻的规格与文辞，考察南朝开国皇帝利用被隐诛者葬礼宣示权威的方式。北齐亦无相关材料[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皇建元年（560）十月七日元伏山墓记砖疑似被隐诛者墓志，惜其人世系不明，又无旁证，姑置不论，参胡海帆、汤燕、陶诚编：《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历代墓志拓片目录》第00579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70页]，幸而北周墓志中存在一些易代之际的被隐诛者墓志样本，其数量甚至是历代之最。由此，学人得以从“魏恭帝之死与周初政争”这一题目入手，考察被隐诛者墓志的书写及其作为政治景观的功能。笔者自2017年3月13日在国家图书馆读到《拓跋儒墓志》《拓跋宁墓志》时起即开始关注此问题，但学力不逮，未及成文。近日拜读王书钦《北周僭代西魏之史境再审视——从新见〈拓跋初墓志〉等墓志和史籍说起》（黄留珠、贾二强主编：《长安学研究（第五辑）》，科学出版社2020年版，253-271页）及会田大輔《拓抜初の死―西魏宗室の粛清と歴史叙述―》（待刊）二文，深感珠玉在前。因观点不尽相同，笔者在本文中只谈及两位先生未重点考察之处，敬祈谅解。

被隐诛者墓志的典型形态

北周孝闵帝元年（557）二月丁亥（十八日），太傅、楚国公赵贵因谋杀宇文护事泄被诛（《周书》卷三《孝闵帝纪》，中华书局1971年版，47页）。宇文护借题发挥，将西魏文帝子孙悉数铲除。墓志所见死难者有西魏文帝元宝炬第五子拓跋宁、第九子拓跋儒，以及恭帝拓跋廓长子拓跋初（被杀时年仅三岁），前两人与赵贵死于同日，应是被诬谋反（拓跋宁墓志图版、录文见赵力光主编：《西安碑林博物馆新藏墓志续编》，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7-8页。拓跋儒墓志见西安市文物稽查队编：《西安新获墓志集萃》，文物出版社2016年版，16页。拓跋初墓志见齐运通主编：《洛阳新获墓志百品》2020年版，18页）。至于魏恭帝是否与诸弟同时被杀，答案应当是否定的。在中古王朝禅代的政治实践中，本朝合法性直接来自前朝末代皇帝的转让。虽然前朝皇帝禅位后与其宗室同受新朝封爵，但声称前朝皇帝谋反，则禅让之逻辑不能自洽，故南朝宋齐梁三代以及隋朝，皆不将前朝皇帝与其近属同时杀害，而是分别处理，在秘密杀害前朝皇帝后，承认其皇帝身份，并为之上谥、修建山陵，北齐、北周亦当如是。魏恭帝之死虽同在二月[《资治通鉴》卷一六七《陈纪一》武帝永定元年（557），中华书局2011年版，5261页]，但应稍晚于诸弟之受戮，而拓跋初墓志不记卒日，其人似与父亲同时被杀。

赵贵谋反案的最后一位死难者，或许亦是首位以礼下葬者，是太保、卫国公独孤信。案发同年三月己酉（十日），即赵贵等人被杀二十二天后，独孤信被赐死。《周书·独孤信传》云：赵贵诛后，信以同谋坐免。居无几，晋公护又欲杀之，以其名望素重，不欲显其罪，逼令自尽于家（《周书》卷一六《独孤信传》，267页）。在赵贵谋杀宇文护一案中，独孤信因阻止赵贵按期行动有功（《周书》卷一六《赵贵传》，263页），未被立即处决，赐死时亦罪止己身，诸子得以保全性命。四月壬申（四日），独孤信被安葬（此据独孤信墓志，非新出墓志出处从略，下同）。尽管宇文护忌惮独孤信之名望，未公布其罪行（在本纪的叙事中，独孤信“有罪免”，若不参照列传，甚至无从发现他与赵贵一案的关联），且以稍低于生前品级之规格为独孤信举行葬礼（独孤信死后被褫夺卫国公爵位，降为本封，即河内郡开国公，并得恶谥曰“戾”，故墓志志题称他为河内戾公），但独孤信的葬事与墓志皆因其人被隐诛而具有特殊性。以独孤信生前之地位，其葬事若非皇帝亲临，必受“王人监护”。皇帝本人或所派遣专人，代表王朝权威监管丧事，以保证死者享有与地位相符的哀荣，比独孤信品级稍低的贺兰祥、李贤死后皆受此礼遇。以王人监护独孤信葬事的主要目的却不是显示哀荣，而是展现北周官方对赵贵谋反案的宽大处理以及对独孤信的特殊评价。明褒暗贬之主旨贯穿葬事全程，使独孤信墓志呈现被隐诛者墓志的典型形态。

独孤信墓志志石阳面呈正方形，边长仅四十厘米（远小于贺兰祥与李贤的墓志），虽有十七行满行十七字、能容纳二百八十九字的界格，但志题、家庭成员信息与留白已占去十三行。墓志正文四行，共计六十三字，仅记志主名字、籍贯、卒葬时地、享年及谥号，只字不及历官，结衔仅见志题，且志题省刻（参徐冲：《从“异刻”现象看北魏后期墓志的“生产过程”》，《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收入余欣主编：《中古时代的礼仪、宗教与制度》，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423-447页），未能展示独孤信的完整官衔。志文末句“惧陵谷之贸迁，故刊石而志焉”，是墓志文中关于刻石勒铭原因的格套化书写。按照同时期善终官贵墓志之惯例，此句以下应是“乃为铭曰”以及铭文，而独孤信墓志有序无铭。总之，此墓志与独孤信生前功业与政治地位极不匹配。可以想见，若独孤信得以善终，或隋朝加以改葬，葬事与墓志之规格定不逊于贺兰祥与李贤。彼时制作的墓志，绝不会将独孤信功勋卓著的政治生命完全抹杀。

独孤信墓志

被隐诛的拓跋宗室

制作独孤信一类被隐诛者的墓志，不必充分利用丧家提供的行状以详叙志主生平，亦无需延请王褒、庾信等名士亲自撰文书丹（独孤信墓志字体近似西魏宇文瑞墓志，是魏周之际较为常见的墓志书体。宇文瑞墓志见张永华、赵文成、赵君平编：《秦晋豫新出墓志蒐佚三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20年版，85页）。独孤信下葬次年，被隐诛的拓跋宗室陆续下葬。拓跋宁、拓跋儒、拓跋初皆葬于九月下旬，三人墓志一如独孤信墓志，志石四十厘米见方，四侧素面无纹饰。志文不足百字，仅记志主名号、籍贯、父祖、卒葬时地，只字未及生平。三方墓志书体与文字布局一致，显然出自同一制作团队之手。这些墓志毫无文学性、叙事性与艺术性，其观众或读者即死者家属与葬礼宾客。新王朝的权威折射于形制卑小、文辞简陋的墓志，以无言之言说，将被隐诛的前朝宗室从本朝历史叙事中抹去，向受众传递前朝不可复追的政治信息。

拓跋宁墓志

拓跋儒墓志

拓跋初墓志

由于拓跋宁等三人的男性亲属已尽数被杀，同时代表北周官方与死者家族出面主持被隐诛的拓跋宗室之葬礼的人，或许就是笔者将要在《西魏北周墓志中的“边缘人”》一文中重点研究的前朝宗室代表元罗。值得注意的是，北魏献文帝之孙、高阳王元雍之子拓跋育死于北周明帝二年（558）二月，葬于同年十月，其墓志与拓跋宁等三人的墓志极为相似，应是同批次制作，且其人谥曰思，似非善终，或许亦是被隐诛者。宇文护以何种罪名将其杀害，已不得而知，但拓跋育墓志至少能反映出北周清洗前朝宗室的范围不止于西魏文帝子孙，可能还包括西魏时已位至八柱国、十二大将军的献文帝后人。如果这些人没有被杀，名位低于他们的宗室疏属元罗大概不会被北周立为二王后。

拓跋育墓志

在独孤信的葬礼上，女婿杨坚正是墓志的观众与读者之一，日后他在诛除北周宗王时亦如法炮制。现今存世的北周大象二年（580）宇文贤墓志、宇文盛墓志（见王书钦、秦航《新出北周〈宇文贤墓志〉〈宇文盛墓志〉考释》，《碑林论丛》第23辑，2018）以及宇文逌墓志（赵文成、赵君平编：《秦晋豫新出墓志蒐佚续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5年版，第1册162页），皆是隐诛产物。其中同日下葬的宇文贤、宇文盛二人墓志套用同一模板，文字高度雷同，显然出于制作团队为同时下葬者批量生产。唐太宗贞观二年（628）李建成墓志，亦是标准的被隐诛者墓志，志文仅记李建成名讳与卒葬时地，是笔者所见被隐诛者墓志中最简陋者。李世民在葬礼上的恸哭或许在东宫旧人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见《旧唐书》卷六四《隐太子建成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2419页），但如果他们能看到仅有四五十字的李建成墓志，想必会心生另一番感慨。

宇文贤墓志

宇文盛墓志

宇文逌墓志

李建成墓志

结语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并非所有被隐诛者的志墓文字都呈现出上述九方墓志的特征。南齐萧鸾攻杀萧昭业，暗杀萧昭文，以王礼安葬两位废帝。二人墓志的铭文部分皆由谢朓撰写，作为诸王墓志铭的代表作保留在《艺文类聚》中（今并见谢朓撰、曹融南校注：《谢朓集校注》，中华书局2019年版，88-91页）。萧昭文墓志原石被北宋人发现，据沈括《梦溪笔谈》记载，此志书丹者亦是谢朓，“其字如钟繇，极可爱”（沈括撰、金良年点校：《梦溪笔谈》，中华书局2015年版，153页）。也许南朝处理被隐诛者的方式与北朝隋唐根本不同，甚至连以谋反罪名被赐死的前朝宗室都可能拥有文辞优美的墓志铭。至于北齐皇室相残，完全是不可告人的杀害，而非定罪隐诛，事后必须将受害者的死因伪装成自然死亡。高涣、高孝瑜、高百年、高浟、高长恭等人皆有华美碑志存世，也就可以理解。

附注一：

除上文提到的《汉魏六朝隋碑志索引》外，王连龙编《南北朝墓志集成·索引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中华石刻数据库（inscription.ancientbooks.cn）、浙大墓志库（csid.zju.edu.cn）、中国金石总录数据库（ch5000.com.cn）以及国学大师网墓志数据库（guoxuedashi.net/muzhi，目前仅有条目，无图版、录文）亦是极为便利的检索工具。中华书局古联公司即将推出汉魏六朝石刻专目数据库，值得关注。

附注二：

《汉魏六朝隋碑志索引》虽将齐运通、杨建锋编《洛阳新获墓志 二〇一五》（中华书局2017年版）列入引用书目，但未及将其中所收墓志编入索引。2018年以后出版的收录新见西魏北周墓志的石刻合集主要有：胡海帆、汤燕编《1996-2017北京大学图书馆新藏金石拓本菁华（续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毛远明《西南大学新藏墓志集释》（凤凰出版社2018年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编《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新入藏墓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毛远明、李海峰编《西南大学新藏石刻拓本汇释》（中华书局2019年版）；张永华、赵文成、赵君平编《秦晋豫新出墓志蒐佚三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20年版）；齐运通编《洛阳新获墓志百品》（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20年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编《新中国出土墓志·陕西（肆）》（文物出版社2021年版）。赵君平、赵文成编《秦晋豫新出墓志千种》（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尚待出版，同样值得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