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通断代、关注全局——《唐宋历史评论》走过的十二年
唐宋时代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继周秦之变以后再次经历重大社会与文化变迁的时期，魏晋以来相承之旧局面，赵宋以降之新文化都在此时期发生转变与定型。
【编者按】唐宋时代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继周秦之变以后再次经历重大社会与文化变迁的时期，魏晋以来相承之旧局面，赵宋以降之新文化都在此时期发生转变与定型。唐朝以其富强，振作八代之衰；宋代以其文明，道济天下之溺。唐宋并称，既有时间上的相继，又有文化上的相异。唐、宋的时代特色及其历史定位，要求唐宋历史的研究突破原先单一的唐史研究、宋史研究画地为牢各自为战的旧局面，构建“唐宋史观”的新思路，树立“唐宋史研究”的新框架，在更为宏观的历史视野中观察、理解中古史上的唐宋之变。
为了践行上述研究思路，《唐宋历史评论》于2011年通过创刊论证会，2015年面世。《唐宋历史评论》以关于唐宋历史的专题研究与评论为特色，主要刊发问题导向的关于唐宋历史专题研究论文，以及以梳理唐宋研究学术史为目的的专题述评和书评，文章类别包括论文、书评、序跋、读史札记等。其打通断代、关注全局的学术视野，不拘一格、兼容并包的文章形式，都广为唐宋学者所称道。
在《唐宋历史评论》第十辑刊行之际，澎湃新闻专访了刊物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包伟民、刘后滨教授，特此纪念，也谈及刊物的编辑过程、论文选择等问题。
《唐宋历史评论》1-10辑
澎湃新闻：
《唐宋历史评论》创刊的缘起是什么？
包伟民、刘后滨：
中国人民大学的汉唐史研究在郑昌淦、沙知等前辈学人的开拓下，原本有较好的基础，进入新世纪以后，在学校重视基础学科的背景下，历史学院成立了以孙家洲、黄朴民、刘后滨、孟宪实、韩树峰等为骨干的汉唐史研究中心。2009年包伟民调入人大历史学院，又激活了原有唐宋史方向的师资力量。2010年5月组织召开了影响颇大的“实践中的唐宋思想、礼仪与制度”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中国内地和香港、台湾地区以及美国、日本、韩国等地六十余名唐宋史学者参会，会上宣布成立“中国人民大学唐宋史研究中心”。中心成立之初的学术团队相当壮观，成员包括包伟民、刘后滨、孟宪实、华林甫、李晓菊、李全德、皮庆生、刘新光、王静、杨梅、毕波、张耐冬、曹刚华、丁超等人。沙知、吴宗国、田浩（Hoyt C. Tillman）等担任学术顾问，包伟民任中心主任。
2010年5月，在百望山的中央民族干部学院宾馆召开的“实践中的唐宋思想、礼仪与制度”国际学术研讨会代表合影
中心成立的研究宗旨就是为了促进研究唐、宋两个断代学者之间的交流，在资料、方法与问题构建方面打通两个时段的研究隔膜。也许是受到“唐宋变革论”和相关学说的影响，还有史料和方法的差异，中国史学界唐史和宋史研究之间长期存在一定的疏离。我们商议要创办一份集刊，搭建一个讨论平台，《唐宋历史评论》（以下简称为《评论》）应运而生。但是办这份集刊的目的，并不是因为我们同意“唐宋变革论”，而是试图以唐、宋为集聚讨论的时间区段，真正打通断代。《评论》的发刊辞与第一辑笔谈栏目“为什么是唐宋”中刊出的几篇文稿，可以说充分阐明了我们的出发点。这是纵向的前后会通，横向而言，也注重拓宽视野，克服惯常的重点关注中原与中原民族的不足，拓展到整个唐宋时期中国史的全局，尤其是对赵宋政权同时存在的辽、西夏与金等政权与民族的历史。在已经正式出版的这十辑中，可以说都尽力贯彻了这一主旨。
2011年6月10日在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三层会议室召开的创刊论证会至今令人记忆犹新，应邀在人大开课的田浩教授和从美国回归北大的陆扬教授全程参与，讨论热烈，确定了刊物的定位、篇幅、栏目分类等问题。
2011年6月10日，《唐宋历史评论》创刊论证会现场
从2021年下半年的第九辑起，《评论》改为由中国人民大学唐宋史研究中心与浙大城市学院历史研究中心合办，更加强了办刊的力量。
澎湃新闻：
如何设置栏目板块？有哪些考量？
包伟民、刘后滨：
栏目设置主要考虑要突出特色，也可以说是试图与“正规”大刊错位发展。除了一般刊物都列为主体的专题论文之外，《评论》栏目的设置突出“自由讨论”这个特色，主要有学术笔谈、述论、札记和评论等栏目。学术笔谈不拘形式，延请重要学者就唐宋史领域的一些核心问题发表意见，例如研究方法、有潜力的议题、可能深化的路径等等。
笔谈的目的并不是就某个议题提出具体的结论，而是试图为同行之间沟通思想提供一个专门的园地。述论是有感于目前学术综述普遍存在着一些缺陷，主要是常常简单罗列各种论著的说法，像开中药铺，而未能认真梳理学术史的脉络，目前历史学博士学位论文中那些“格式化”的学术史综述，往往就是这样。我们试图树立一种学术综述的“样本”，就是通过认真归纳，勾画出某一领域学术演进的脉络，明确其理路，指出其不足，并就今后的发展方向提出建议。综述的作者既有成熟学者，也有青年俊彦，更有一些则是依据优秀博士论文的绪论修改而成。
《评论》也比较重视学术评论，针对近年来海内外唐宋史领域出版的一些重要论著展开评议。鉴于学术生态，国内一些刊物对于登载书评一向谨慎，甚至干脆告缺。事实上，从国际学术界的“惯例”看，学术评议从来都是推动研究深化的必不可少的讨论形式，重要学术刊物都以专题论文与学术书评这两项作为最重要的内容。因此，《评论》为学术评议提供了足够的篇幅，每一辑至少刊载三至四篇书评。我们试图以自己的努力，在目前坊间常见的“广告式书评”之外，展示一种“正常”的可能性。同时，为了避免“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之阱陷，《评论》还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不刊发关于编辑部同仁自己论著的书评。
学术札记的特点主要在于它的资料性，无论是披览史书所获之点滴心得，还是断碑残碣所可能提供的某些新历史信息，常常具有重要的意义，都可以是札记的主题，不过似乎也常为一些学术大刊所忽略，《评论》在追求特色中求发展，因此也用心于此。
澎湃新闻：
作为刊物主编，最看重的是什么？
包伟民、刘后滨：
编辑部同仁建议由我们两人担任主编，一个重要的考虑就是要真正兼顾唐史和宋史，最初想要突破的有两点：一是唐史和宋史研究之间的隔膜，催生新的议题，获得一加一大于二的学术效果；二是专题性的学术史缺乏有见地的梳理，许多学生写论文的时候陷入重复劳动。
与此同时，我们最在意的当然是刊物的质量了，舍此无他。在印象中，大多数来稿无不经过编辑部同仁共同讨论，提出修改意见。隋唐史方面主要由刘后滨、孟宪实和王静把关，辽宋金史方面则由包伟民、李全德、邱靖嘉和张亦冰等人把关，后来又加入了何兆泉和仝相卿等人，刊发之前还要两个断代的同仁交叉过一遍。未经修改就直接采用的当然也有，但很少。有一些我们自己把握不定的，则延请相关学有专长的同行提出意见。不少稿子与作者来回讨论，反复修改，多达五六次的并不少见。《评论》虽然没有什么行政“级别”，在我们的心目中它所追求的学术水准，与海内外一流期刊并无二致。
刊物质量取决于稿源，我们刚开始主要通过约稿，获得了学界同仁的大力支持。有了一定影响后，我们也广泛接受投稿，但书评和述论主要还是通过约稿。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形成了相对完善的编辑流程，设立了编委会和编辑部，每辑由几位年轻教师轮流担任执行编辑，编委会成员分工审稿或邀请专家审稿，保存审稿记录，召开定稿会。
我们也看重刊物在国际上的可交流性，英文标题和摘要都是由担任编委的海外学者陈怀宇教授负责翻译。
澎湃新闻：
八年来，在编辑刊物的过程中有哪些值得回味和记录的事？
包伟民、刘后滨：
在创刊论证会上，作为中国通的田浩教授满怀期待，希望能够通过这份刊物改变中国史学界尤其是唐宋史学界缺乏深入交流的局面，真正展开学术辩难。陆扬则提醒要兼顾评论内容的尖锐与细腻之间的平衡。我们并不担心得罪人，担心的是很难持续组织到具有辩难力度的稿子。那次激烈的讨论，给在场的年轻教师和研究生一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他们后来的教学科研都产生了影响。
《评论》与一般学术杂志有一些不同，例如它所涉及的领域相对有限，编辑部同仁都是本领域的学者，相比起一些涉及整个学科类别的专业杂志、尤其是大学学报那样的综合性刊物，我们关心的问题可能更为具体，与本领域的研究状况更为贴近。
例如，邓小南教授组织《邓广铭文集》的再版工作中，发现了不少初版未收入的重要文献，我们也及时关注，率先在《评论》的第九辑上刊载了聂文华《邓广铭致傅斯年二十七札考释》等文章，以飨读者。
又例如，唐宋史研究中历来重视新史料的发现和研究。2021年夏天，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在一个展览的网页上公布了几件吐鲁番文书的残片，是学界期盼已久的唐代重要史料。我们鼓励已有相关研究积累的顾成瑞着手研究，抢在韩国和日本学者之前，第一时间将研究论文发表在《评论》第八辑上。
有一些重要学者，他们的研究在唐宋史研究的学术史上具有某种标志性意义，但在追求“多快好省”的学术生态之下，却常有被忽略、忘却之虞，我们认为《评论》作为本领域的专门集刊，应该关注，因此先后推出了关于沙知、汪籛、刘浦江等学者的专栏，既为了纪念，更能阐发这些学者的学术思想。
《评论》也起到了很好的交流平台作用。例如，台湾大学高明士教授多次在收到赠刊后来信点评相关论文，探讨学术问题，其中关于唐代判文的讨论对以往认识有了相当推进。
学界同仁对《评论》一直寄予厚望，许多重要学者对我们的约稿都爽快应允，充分支持。这些学者的稿件如果提交给“级别”更高刊物，也会很受欢迎，但他们宁可支持《评论》，并不在乎因此损失学术“工分”。在这十辑中，我们曾刊发了不少“重量级”学者的文稿，例如学界前辈吴宗国、梁太济、李裕民、张邦炜等，还有当今在各不同领域中占据着引领地位的邓小南、荣新江等，以及海外学者黄宽重、刘静贞、妹尾达彦、魏希德等等许多位。
有的时候，在处理来稿时也不免会碰到一些为难的事情。记得有次某位重要学者的文稿因为体例不合，我们犹豫再三，最后还是谢绝了。还有一次，某位年轻学者的文稿，经过近一年时间的前后反复四五次修改，到最后发排前，编辑部有一位同仁再仔细审读，认为仍未达到我们所要求的水准，编辑部为此专门组织线上会议讨论，最后还是决定退稿。
不过在另一方面，《评论》在用稿中并不看重作者的资历，坚持以稿件的学术质量为唯一的衡量标准，编辑部同仁甚至更愿意为本科生及研究生的来稿付出更多的劳动。即将刊发在第十一辑的一篇关于唐代散官当番的稿子，其作者就是一位大学本科二年级的学生，责编帮着作者前后修改了数次，最后编辑部同仁一致通过。在已经出版的十辑的作者中，总共有十余位是硕博士研究生。
包伟民教授（左）和刘后滨教授（右）
澎湃新闻：
《唐宋历史评论》十辑来，共收入多少文章？哪些论文影响力特别大？《评论》对于学界有着怎样的推动？
包伟民、刘后滨：
《评论》篇幅有限，尤其是中间几辑更少一些，每辑大致在十五六万字，最初和后面几辑字数略多，达到二十万上下。每辑约刊载十七八篇，十辑总共约170篇稿子。所以无论在研究领域，还是篇幅数量，都是相当“小众”的。
至于它的学术影响力，不少学者给予了好评，我们理解这些当然都是出于学界同道的好意。如果一定要自评一下的话，我们以为是达到了最初所设定的目的。2021年起，《评论》入选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集刊目录，2022年入选中国人文社会科学A集刊评价名单。
有一些重要学者的文稿，无论是吴宗国的《唐代的科技、外贸与绘画——唐史漫笔三题》，妹尾达彦的《陪京的诞生——至世纪东亚复都史再析》，还是戴建国的《现存天圣令文本来源考》等等，都提出了引人注目的新见，收到了很好的反响。不过我们最为用心、也自以为最具特色的，还是那几组专栏笔谈。除了第一辑的“为什么是唐宋”外，我们曾先后在第二至第四辑的笔谈中连续讨论唐宋史研究的资料问题，即第二辑的“唐宋史研究如何对待新材料”（邓小南、荣新江）、第三辑的关于“数字人文”（魏希德、徐力恒、李宗翰、郑莉），以及第四辑的“石刻史料与中古史研究”（仇鹿鸣、史睿）。另外所设的专栏议题，也都紧跟唐宋史研究发展的步伐，并试图发挥某些可能的引领作用，例如第六辑的“城市史研究”（鲁西奇、包伟民）、第九辑的“跨学科视野中的唐宋变革”（陆扬等），以及第十辑的“唐宋的田野”（吴铮强、杨信良）。学界对这些专栏文稿的回应都相当积极。
总的讲，纵向来看，近年来在唐宋史研究领域前后贯通的研究取向可以说已经蔚然成风；横向而言，尤其在十至十三世纪历史时期，关于“大宋史”研究视野也得到了越来越多学者的认同，努力贯通辽宋金几个一向被认为是“不同”的领域。一些具体议题的展开也许仍落实在某个时间或者地域的“点”上，但学者们的观察视野无论在纵向还是横向上，都已有了明显的拓展。这从近年来本领域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就可以得到明显的反映。这些进展当然主要是学术史自身演进逻辑的表现，也由多方面因素促成，《评论》可能在其中发挥了某些助推作用。
此外，《评论》各辑所发表的学术综述，也使得相关学术史的梳理有了可喜的积累。印象中有几篇文稿，例如孙英刚《佛文时代：宗教信仰、意识形态与中古政治之关联性》（第二辑），及周曲洋的《概念、过程与文书：宋代二税研究的回顾与展望》（第四辑）等，皆言简意赅，以不多的文字，将所讨论领域的学术脉络梳理得清清楚楚，尤其精彩。
澎湃新闻：
近十年来，唐宋史学有哪些新发展？您对青年学者有哪些建议？
包伟民、刘后滨：
这个问题有点大，不是这里三言两语能够讲清楚。2018年《中国史研究动态》刊发了一组改革开放40年来各个断代的研究综述，刘后滨和包伟民分别撰写了隋唐五代史研究和辽宋夏金史研究部分。2019年，《文史哲》杂志社曾经召开专题座谈会，学者们的发言后来刊发在《文史哲》杂志此年第5期的“近四十年中国古史断代研究的回顾与反思”专栏中。包伟民也发表了一些意见，可以参见。
至于对青年学者的建议，方方面面可以交流讨论的也很多，这里只简单说两句话：一、细心体悟每一则资料中可能蕴含的、他人尚未发现的历史信息；二、尽可能从大处着眼，于小处着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