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额剩余价值：政治与经济不同（六）

英国的多党制和君主立宪制，有非常重要的历史原因，君主立宪制成为了政治体制的一个和有意思的版本。国王被请回去复位，国王有幸发挥自己影响力，保皇派和革命派逐步分成两个政党，分别代表两个不同思想的团体，这两个团体都是英国留下来的所谓精英人士，也可以说是贵族。一般都会有爵位，然而法国的天主教信徒和信仰成为了英国主流宗教最反对的思想体系。政治和宗教从来没有分开过，英国人对高卢人的不满似乎一直没有消减。为了信仰放弃权力和国家官职的人向世人展示了自己的贵族精神。

一群新教徒被当时英国的正统人物和文化驱赶，欧洲的宗教迫害一直没有消停过。最近俄乌冲突发生后，欧洲出现了文化法西斯活动，否认柴可夫斯基，禁止俄罗斯的猫出口和参加任何国际比赛，在艺术拍卖领域否定俄罗斯艺术，通过压低价格和拍卖数量，俄罗斯艺术被边缘化。这一系列的操作手法就如同英国人排斥新教徒别无二致。

党派可以变来变去，信仰的主却很难变来变去。政治如果和宗教完全合并，“政教合一”的国家就成为了一个非常恐怖的存在，在获得神权让渡后的王权贵族统治者需要找到解决方案。“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神权和宗教不得参与到世俗行政权力中，这种结构成为现代国家的重要标志，也是一个必要条件。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社会非常早熟，近三千多年前的中国封建社会已经成为政教分离的国度。中国社会的精英阶层和统治者非常关注宗教活动对社会的影响，历史上出现了由统治者发动的数次“灭佛”运动，最著名的就是唐武宗灭佛。这些运动是统治者对宗教力量大量聚集财富的抢夺，是世俗权力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暴力干预。经济聚集到极少数势力手中，对政治统治力量必然产生重大隐患。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系统分析了经济要素影响和经济学原理，那么他的《道德情操论》就应该是政治层面的考量。

科学发展推动人类望向更远的宇宙，这或许是那些信奉上帝的子民的内心动力，他们希望证实自己的神真的存在，结果是每一次新发现都令神显得更加神秘，神离我们越来越远。探索的进程中，伴随着新科学研究和新工具，人类社会的生产效率获得快速提升。生产效率提高是社会财富积累的一个重要路径。马克思的《资本论》对英国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现象做了系统分析，剩余劳动和剩余价值被马克思精确分离出来。延长劳动时间和提高劳动强度（效率）是资本家榨取劳动者的两条手段，只有这两个方法才可以产生超额剩余价值。直到二十一世纪的当下，财富的积累依然通过延长劳动时间和提高劳动强度（效率）。人权保护主义提出最高劳动时间的极限，提高劳动效率成为了唯一创富途径，社会生产效率提高就意味着社会财富增长率提高，如果是一个正常国家，所在国度的财富和国力就可以获得提高，购买这个国家的股票就可以获得增值收益。汽车可以使人跑的比任何动物都快，飞机可以让人不需要翅膀跨洋飞行……系统性工具的发明和批量生产极大提高了人类社会的效率。

英国是第一个出现工业革命的国家，在世界各国还沉浸在马车、牛车为奢侈品的时刻，英国人的工业革命快速崔生了一个强大的帝国。经济创富是帝国的实力保证，然而创富工具和系统是蒸汽机发明带来的工业革命，实际是科技进步带动了产业发展。这个逻辑至今依然是政治经济和社会进步的充要条件，科技进步带生产动效率提高，生产效率提高加速社会财富增长，国力强大人民富足推动创新科技持续领先。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就遵循了这个发展道路。政治是上层建筑需要经济基础做支撑，经济基础的代表力量影响经济基础的结构，政治统治是否稳定可靠，经济基础的成分就是统治阶层最关注的指标。美国对华为的打压就是证据之一。经济可以有多种妥协和组合模式，然而威胁到统治者统治地位的经济势力也就成为了枪炮的目标。西方世界的政治经济结构严格遵循了《资本论》理论框架，东方世界的政治经济结构却略有不同。东西方的经济活动可以互通有无，互利共赢 ，西方政治活动背后的宗教意识，令西方政治的排他性突出，包容性几近于无。经济发展到达一定极限的时候，政治矛盾开始突出。政治斗争处于主导地位的时候，经济变得不再重要，政治的零和游戏取代了经济共赢活动，你死我活的斗争成为首选，今天的俄乌冲突就是最显著的例子。政治和经济真是不同！斗争成为主流的时候，常规的经济活动将苟延残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