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内在特质

文明与野蛮状态相对立，它不仅指人类历史发展阶段，也被用于一定的空间范围，即用于表明占有一定空间的社会历史组合体的“地域性文明”。文明包括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两方面，是人类有目的的活动方式及其成果的总和。当前，在世界范围内一个特定文明的一个决定性方面可能会被世界上所有的文明所自愿接纳，例如西方所输出的“工业文明”。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世界多元文明阶段正在走向终结，我们在长时期内仍将面对事实上非常不同的各种文明，“文明”一词仍将既用作单数形式又用作复数形式。此外，每个文明都具有其内在特质，这些特质通常都是历史悠久、长期存在的，它们赋予了文明基本轮廓和典型特征，成为所有文明不可替代的价值。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1] 23-24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预示着未来文明演进的良性轨道。深刻理解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丰富内涵，发挥其显著优势，推动其进一步成为更高品质的文明，首先必须科学把握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内在特质。

一、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传承性特质

人类文明新形态历既有数，意非偶然，是在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独特品质、传承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科学原理、延续现代化文明发展成果的基础上，构建和维护起的一种致力于协和万邦、天下文明的新世界秩序。

（一）人类文明新形态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品质

文化与文明在生成上具有同根性和同源性特点，二者构成同一共同体的共生关系。在这一共同体中，文化是文明的精神灵魂与内核，具有规定文明发展方向的潜在性意义；文明是文化的存在方式，是文化对象化的结果，文明的创新发展只能在既往的文化积累与现实的重新创造中进行，离开特有的文化根柢，文明就失去了历史动力与文化自信，就难以传承和延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2] 164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成体系并极具特色，其以深厚的文化底蕴启迪和引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当代建构，奠定中华文明路径选择的基本尺度。人类文明新形态立足传统，在对中华文化继承和重塑的基础上，以其内涵的文化精神和文化模式为支撑，实现原有文明的扬弃与更新，确立现代文明的理念与道路，成为未来文明的萌芽与雏形，是更为高级和优越的新型文明。正是在此意义上，人类文明新形态成为古老文化的新生之路，向世界昭示了古今一贯、熔旧铸新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品质。譬如，人类文明新形态倡导以人民为中心、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对中华政治伦理的核心价值“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现代演绎；人类文明新形态主张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是对中华经济伦理的核心价值“以义制利，以道制欲”的承续和利用；人类文明新形态主张建立和谐社会是对中华社会伦理的核心价值“中为大本，和为达道”的现代实践；人类文明新形态强调建立和维护和平与和谐的世界秩序是对中华世界伦理的核心价值“德施普也，天下文明”的继承性发展， 等等。由此，人类文明新形态实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独特品质的时代投射。

（二）人类文明新形态传承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科学原理

就社会历史发展规律而言，人类文明形态的演进是一个由落后到先进、由野蛮到文明、由不发达到发达的过程。“后一文明总是在前一文明的‘胚胎’中孕育出来，是在前一文明继承下来的既有条件下创造新的文明。”[3] 6从封建文明的灭亡中产生的资本文明就是“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所创造的文明形态，它克服了前资本主义社会“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打破了自然经济和封建等级制度对人类社会发展的严重束缚，实现了人身依附与宗法关系的一切形式的崩溃，改变了受各种社会和自然限制而不断重复旧生活方式的状况，从而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推动了人类社会进步。但是资本文明也具有诸多弊病，其背后隐藏着深入骨髓的极端伪善与野蛮本性。为此，马克思在对整个人类命运关注的基础之上，通过揭示和阐明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及其发展规律，揭示和阐明正在兴起的现代社会的本质和发展趋势，进而揭示和阐明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指出文明的历史外延远超过资本主义阶段，资本文明虽然开启了现代化进程，但却绝不是社会发展的终极形态，唯有抛弃一切滞后于世界历史的产物，在历史与现实的张力中实现资本文明的自我否定与超越，从而构建新的文明发展范式，即共产主义文明，才能通往“真正的共同体”，实现人类文明的永续发展。这为人类扬弃资本文明、创造新型世界文明，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正是沿着这样的逻辑理路和历史演进，中国共产党积极继承并践行马克思主义文明观，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构建社会主义文明体系的中国版本，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科学原理的实践传承。

（三）人类文明新形态延续了现代化文明的发展成果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带领人民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既源于中华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融合发展，也与广采博纳西方文明有益成果息息相关。如果没有中华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融合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之“新”就不可能创造出来；如果不吸纳西方文明有益成果，我们所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就可能成为文明孤岛，无法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中国共产党立足于独特的中国国情和对中国国情的专门分析，立足于中国发展的历史阶段和中华文明的整体状况，正确审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将吸收资本主义文明成果与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结合起来，以“三个有利于”做为衡量利用一切文明成果的根本标准，大胆吸收和利用资本主义对历史起正向作用的不朽内容，坚决抵制资本主义与历史进步相悖的腐朽糟粕，实现中国发展的内在力量与世界发展的普遍力量相结合、中华文明发展与人类文明大道相统一，确保中国的现代化不脱离世界历史进程，不落后于世界发展方向，既保证了中国现代化的进度，又保障了中国现代化的广度，从而创造了巨大文明成果，实现了中华文明的自我更新。如在经济上，我们引入市场机制目标模式，改变由国家计划决定商品价格的机制，建立能够反映社会劳动生产率和供求关系并符合国民经济发展需要的价格体系；将所有制与所有制实现形式区分开来，实行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为多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共同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借鉴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现代企业制度。在政治上，批判吸收西方人权观念，促进人权事业发展；借鉴资本主义国家政府任期制，废除实际存在的领导职务终身制，建立老干部退休体制；借鉴西方公务员制度，改革我国干部人事制度，构建新的干部人事框架，保障干部队伍年轻化、专业化、知识化，等等。由此，人类文明新形态不是简单延续中华文明的母版，而是在借鉴西方现代化文明发展成果的基础上对之革新和再造的文明形态。

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新性特质

人类文明新形态中的“新”强调与他者相异的特殊性，意味着其发展出了新的特质，实现了对既有形态的辩证否定和超越，代表着历史发展的必然方向，是更高级、更完备的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新性主要体现为它是实现五大文明协调发展的新型文明，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新型文明，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新型文明。

（一）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实现五大文明协调发展的新型文明

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人类社会的发展，既是不断从较低级的文明阶段走向更高级的文明阶段的过程，又是从片面发展的社会逐步向全面发展的社会推进的过程。所谓社会进步，便是这两个过程的统一。社会全面发展，要求在着重经济发展的同时，关注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在着重当前发展的同时，关注将来的发展。资本主义社会是现代文明的开端，其发达的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为形成普遍性的社会联系和全面性的社会发展提供了可能，这是社会向全面发展迈出的重要一步。但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根本性痼疾决定了资本主义条件下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是有限度的。资本文明虽然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但其成就却是建立在其他文明领域付出巨大代价的基础之上。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政治体制失能，民主光环褪色；精神世界荒芜，价值信仰缺失；社会撕裂加剧，极端主义蔓延；自然资源枯竭，极端天气频发……资本逻辑侵蚀文明结构的各个领域，文明发展失衡失序，引发了全面的社会危机。与以资本逻辑为中心的资本文明不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类文明新形态超越现存主导文明，以人民逻辑为本质特征，强调在遵循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和自身特殊规律的基础上，以系统性发展逻辑注重发展内容的综合性与全面性，促使内部结构相互协调、相辅相成、相互统一，从而实现从经济现代化到全面现代化的转变，使社会呈现出经济富裕、政治民主、文化繁荣、社会和谐、生态良好的新图景，并在此基础上以社会的现代化实现人的现代化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表明人类文明新形态超越了资本现代性的“二律背反”，构建了新的社会发展价值体系，实现了人类文明发展价值观的转变，是一种内涵丰富而又协调发展的新型文明形态。

（二）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新型文明

早期的资本文明虽然创造了比以往任何时代都辉煌的物质财富，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实质决定了其文明形态的极端野蛮。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少数资本家靠垄断占有生产资料剥削广大劳动者致富，富人与穷人之间的对抗关系导致了社会撕裂和社会对抗。社会由此被分裂成两极，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另一极却是贫困的积累，一部分人的奢靡需要能获得超常的满足，而另一部分人的基本需求却得不到正常的满足。尽管当代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建立福利制度来保障社会低收入者基本的生活状况，但其经济社会的不稳定性决定了其福利政策随时面临夭折，其本质上只不过是以一种“表面和谐”的方式来隐藏少数人剥削多数人的伪善制度。因此，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自由只是少数人的自由，富裕只是少数人的富裕。与资本主义不同，生产资料公有制决定了社会主义不仅以实现共同富裕为本质要求，也在实践中不断为共同富裕的实现开辟道路。中国共产党立足于我国基本国情和发展阶段，围绕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注重妥善处理发展、分配和人民群众满意度之间的关系，稳慎权衡利益调整力度、节奏和各群体可承受能力间的关系，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以制度机制建设为实现合理、有序的分配状态持续发力，力求将全体人民纳入财富的积极范畴。当前，中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历史任务，用事实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共同富裕的奋斗目标。此外，中国在世界大变局之下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在更高起点上推进改革开放，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坚持在内外部平衡发展中让发展成果更多惠及沿线国家和人民，努力为创造一个没有贫穷、共同富裕的美好世界作出自己的贡献。这是人类文明新形态与现存其他文明在价值立场上的本质区分，凸显了人类文明发展新航标。

（三）人类文明新形态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新型文明

称王称霸是一切剥削阶级的本性，是新老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特征，它的本质是掠夺、侵略和战争。二战前，垄断资本家为追求高额垄断利润，对内残酷压榨劳动人民，对外推行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他们凭借武力恃强凌弱，以大欺小，妄图支配别国命运，用掠夺来摆脱经济危机，借扩张以转移国内矛盾。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这种血腥的侵略和犯下累累暴行的帝国主义并没有消失，且表现出新的霸权形式。即西方国家凭借超强实力和国际社会相对缺乏有效制衡的现实，借口维护本国国家利益、国家安全，或利用民主、自由、人权的口号，以军事打击、经济制裁、外交谈判、文化渗透等手段，强迫别国接受自己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任意干涉别国内政，侵略和颠覆别国，以此来确立其在国际关系中的领导、支配和统治地位。中国反对霸权主义，反对一国干涉别国内政，尤其是大国强国对他国和弱小国家的内政干涉。中国自古以来就崇尚“以和为贵”“亲仁善邻”“协和万邦”，其军事建设的目的也在于保家卫国、抵御外敌而非对外扩张。中国历史上的英雄人物绝大多数都是以抵御外侮而不是靠对外扩张闻名的，如卫青、岳飞、文天祥、戚继光、林则徐、邓世昌等。近代以来，中国备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侵略和欺凌，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导致国土沦丧、主权缺失、国家分裂。这些惨痛的历史记忆和影响至今仍未完全消除，台湾与祖国大陆的分离、中国与周边国家的领土争端都与那段历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中国向世界郑重承诺，跳出经济强大—对外扩张—争夺霸权的强权逻辑，突破零和博弈的历史窠臼，走和平发展道路，不重构东亚“朝贡体系”，不扰乱现存国际政治秩序，不威胁任何一种文明形式的存在，和平共处，合作共赢。中国走出了文明发展的惯性，开辟了一条人类普遍进步的新道路。

三、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实践性特质

人类文明新形态作为一种理论学说已正式开启崭新的发展阶段，处于不断从应然转向实然的历史过程。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中，人类文明新形态以党的领导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范畴，助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深刻展现出其理论与实践的内在张力。

（一）人类文明新形态呈现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力量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执政党，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于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通过党的领导核心作用体现执政地位、实施执政理念、担负执政使命、实现执政理想。”[4] 22就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而言，中国共产党在把握其真理力量与道义力量、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有机统一的基础上，就其价值立场、文明路径、发展目标、实施步骤、重点任务、动力机制、战略保障等方面进行科学探索，开创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全新方向与图景。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路线，以其强大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1] 15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和顶梁柱，在正确认识和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洞悉人类文明的奥秘与核心要义、把握历史发展清晰脉络的基础上，于人类文明发展道路的开创中战胜了反动势力、白色恐怖和西方列强的入侵，完成了对社会主义道路的艰辛探索和对重大自然灾害的艰苦斗争，经受了国内政治风波的严峻考验和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重大冲击，应对了中美贸易摩擦和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大考，扫除了人类文明发展道路开创过程中的一切障碍，确保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方向。同时，党通过自我革命时刻保持头脑清醒、牢记初心使命，不断提高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通过围绕基本路线和主要矛盾，科学谋划、合理布局，确立人类文明发展的目标和方向，制定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具体政策和举措，确保党在担负引领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任务中始终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正是在党科学有效的决策、周密部署和有效实施下，我们才在符合自身实际的文明发展道路上先后建成了三峡工程、青藏铁路、跨海大桥等举世瞩目的世界级工程；完成了“天宫号”“蛟龙号”“中国天眼”“神威·太湖之光”等高科技项目；有效实施了援藏、援疆、脱贫攻坚等重大民生项目，创造了一系列推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伟大建设，保证了文明发展的长期延续性，深刻彰显了党的领导伟力。

（二）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的范畴

现代化是中国历史道路的唯一选择，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近代以来，中国革命者前仆后继，皆是为着一个共同的理想与目标，即从根本上改变国家贫穷落后的面貌，重构中华民族的生存方式和活动方式，走上独立、统一、民主、富强的现代化新路。新民主主义革命开辟了通向现代化的新的文明选择，新中国成立展开了通向现代化的新的文明实践。“从1954年‘四个现代化’任务到1964年‘两步走’设想，从1987年‘三步走’战略部署到1997年新‘三步走’战略部署，从新世纪强调‘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到新时代部署新‘两步走’战略安排，中国共产党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以贯之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5]。在这史无前例、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中，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建设“两个文明”，到“三位一体”“四位一体”，再到“五位一体”、构建人与自然共生的“生命共同体”；从因循前苏联的工业化道路到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再到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从农村合作社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承包地“三权”分置再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从取缔私营经济到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再到构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体系；从“使民主制度化、法制化”到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再到全面依法治国、实施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从封闭半封闭到走向开放的世界、实行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再到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中国共产党在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建构中不断深入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范畴，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进入到自觉、主动、创造性“回应”的时空境界，在“并联式”的发展过程中迈出了气壮山河的新步伐。

（三）人类文明新形态助推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

中国历史上先后出现的文景之治、光武中兴、开元之治、永乐之治等盛世景象，曾被当时欧洲的哲学家、政治家们称赞为“安邦治国的最高典范”，这充分印证了中华文明的辉煌与古代中国的富强。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古代中国都位居世界大国之列，并多次成为首屈一指的世界强国。但近代以来西方列强的入侵、封建统治的腐败，使得中华民族遭受到前所未有的苦难，承受着落后、挨打带来的巨大屈辱。历史的悲剧激发了中华民族追求复兴的强烈愿望。为了摆脱帝国主义的入侵和掠夺，找到通往民族复兴的道路，中国共产党充分发挥历史主动，努力将时代需要与文明历史条件紧密结合，实现了中华文明的旧命维新，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正是在此意义上，“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相伴随”[6] 5，二者互为一体。因此，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既不是要重回旧制，也不是争当横行世界的未来霸主，而是凭借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优越性重新跻身世界先进民族行列，并以其在世界格局和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的历史地位拓展人类关于现代化、人类文明发展的认识，使其在国际社会上不断得到认可和推广，以期为人类、为世界文明做出更大贡献。当前，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推动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成为更高品质的文明，也就意味着中华民族正在迎来伟大复兴。

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世界性特质

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人类”二字充分体现了其影响并非局限于中华大地，而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人类文明新形态秉持胸怀天下的世界眼光，推动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指明了世界文明发展的科学方向，揭示了人类现代化发展的新路向，展现出其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

（一）人类文明新形态推动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世界历史把现存的一切民族、国家及单一个体都纳入整个文明世界，加速了人类历史的统一。在全球场域中，地区冲突、强权政治、恐怖主义、生态危机、贫富差距、发展鸿沟、保护主义等全球性问题要求人们自发确立起世界性的共同体身份，彼此同构世界整体性、全球性文明，形塑人类发展一体化。中国共产党顺应历史发展主流趋向，立足于“人类社会”的哲学立场、“交流互鉴”的文明立场和“全球治理”的时代立场，对现实和未来人类需要何种发展状态以及如何实现共同发展的重大课题进行回应，提出昭彰其价值选择与文明自觉的创造性构想，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共建共享、合作共赢为价值支撑，以对话协商、交流互鉴为原则指导，基于异质文化背景、不同国家发展程度和利益诉求，致力于促使各行为主体间的发展交往模式由“零和”性质转向“共和”属性，由利益博弈的“名利场”转为发展共赢的“合作场”，由转嫁发展危机的利己者变为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贡献者，共同维护好全人类所共有且共享的全球治理事业，实现各方利益的最大化。然而，要在“极度多样化、价值博弈和严重不确定性的未来世界”[7] 9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非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其必须以真正的、普遍的、代表人类文明进步方向的文明形态作为基础。人类文明新形态顺应世界发展主流价值出发，更多地从生态、安全以及发展等现实问题出发，积极回应并满足人类发展对终极关怀的需要，实现了对世界历史理论的承续和利用，“是代表着人类进步方向的普遍文明形态，因而无疑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文明形态基础”[8] 70，使其成为了一个确定性未来。

（二）人类文明新形态指明了世界文明发展的科学方向

文明是一个永不休止、曲折前进的历史进程，其进步程度发挥着标尺的作用，衡量着各个民族、各个地区的发展状况和水平。因此，对于文明问题的真理性探求是各民族、各地区在社会发展领域孜孜以求的价值目标。长期以来，围绕人类文明向何处去的问题，国际上出现了各种理论，包括“文明冲突论”“普世文明论”“西方中心论”“历史终结论”等谬语，究其实质，其无非是西方霸权主义者在黑暗愚昧的阴影之中诋毁非资本主义文明的一种卑劣手段。马克思主义认为，判断文明进步与否的根本标准在于劳动者的自主活动程度。当前，资本主义文明抑制劳动自主性的本性昭彰着其必然走向衰落的历史命运，同时也意味着社会主义文明作为一种崭新的文明形态，其必然成为人类在选择未来文明道路时的首要考虑。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所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是目前为止最完美、最成熟的社会主义文明形态，其走出资本至上、冲突对抗、单极—线性的发展逻辑，以人民至上、交流互鉴、多元—复杂的发展逻辑致力于提高全世界劳动者的自主活动程度，构建自由人的联合体，从而验证了共产主义文明作为世界历史归宿的历史必然性与现实操作性，明晰了人类文明发展的逻辑理论范式，使世界人民进一步认清了人类文明发展的主流趋势，生动表明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对于塑造和引领世界文明向着共产主义文明迈进的时代价值与历史意义。

（三）人类文明新形态揭示了人类现代化发展的新路向

自国际金融危机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西方发展态势分明，高下立见。尤其是那些被迫效仿西方模式的发展中国家，闹得战乱不断、社会动荡、经济落后、政治失序、民生艰难。相反，中国多年来一直保持经济稳健增长，成功避免了西方国家普遍遭遇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实现了经济快速增长、社会长期稳定，破解了发展中国家“发展”与“稳定”难以兼顾的难题，成为迄今为止第一个以非西方化的方式成功实现初步现代化的国家。中国向世界展示了完全不同于西方设定的发展路径和辉煌成就，呈现出任何一个西方大国都不可与之比拟的组织优势、制度优势和理论优势。这使得全世界在反思西方模式所带来的问题乃至灾难的同时，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同、赞扬“中国道路”和“中国制度”，认清西方体制失灵、贫富差距、环境污染等新自由主义弊端，需要从“中国模式”中寻找解药良方。中国在坚定自身发展的信心和决心，以一种榜样性、展示性的姿态强化自身正当性的同时，也在对社会主义实践经验进行概括的基础上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所包含的普遍真理性认识，为深陷危机的西方发达国家缓解经济社会发展中所固有的顽疾和矛盾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为其他发展中国家独立自主探寻现代化发展模式提供重要的经验启示和理论参考。这表明人类文明新形态不受文明类型和社会属性所制约的解决世界性现代化问题的理论启示，具有关乎人类未来的深远影响。

原文引用：于梦薇，郑士鹏.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内在特质,2023,（01）：33-40

来源：《决策与信息》2023年第01期

作者：于梦薇（1999-），女，河北邯郸人，北京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郑士鹏（1983-），男，山东滨州人，法学博士，北京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责编：胡梁、朱苗苗

编辑：邓汝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