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内蒙古大学考研 |回忆历史系的筹建

回忆历史系的筹建

作者：周清澍

写在前面

内大建校初期，历史系的筹建无论从师资到图书，都有幸得到了各个大学的支援和青年学子的热情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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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1957年初，我从《文汇报》上看到一条消息，国家正准备筹办一所综合性大学：内蒙古大学。旁附照片，是几栋新建的二层小楼教授宿舍，说是准备招揽高级知识分子支援。读后，我感到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国家即将大力投入文化教育建设，而且已从内地扩展到边疆民族地区。但我只当读了一桩新闻，并没感到和自己有关。

六月上旬，我从长春进修结束回到北大。大约是八月份，前两年在北大进修的戴学稷从上海来，同住在我们研究生的宿舍中，得知他此行负有筹建内蒙古大学的重任。

老戴向我们介绍，当时已网罗的教师有：从复旦大学调来的他和潘世宪副教授，外交学院分配来的新毕业的研究生周呈芳、李广一和本科毕业生薛文建，南开大学调来1956年毕业的助教陈玮、范淑华和刚毕业的学生高树林，吉林大学分配来的毕业生张植华（后又补阮芳纪和孙美贞）。

老戴此行对北大寄予厚望，我们这些在校年青研究生和助教听闻筹办一所新大学的消息，都感到热血沸腾，凭他在北大进修时对历史系的了解，加上我们积极帮他出主意参谋，分析在不动摇北大教学的情况下，争取派出优秀的师资。

经实际了解，当时北大历史系能支援的能力有限。首先，因学习苏联，改学制四年为五年，北大以文科历史系和理科物理系为试点，1953年入学的学生本应在这年毕业，却因改五年制现无毕业生可供分派。其次，近年历史系培养研究生和青年教师，侧重中外近现代史，还有因学习苏联增设的亚洲史、国际关系史、苏联史等学科。戴学稷现网罗到的人员，自己的专业是中国近代史，明年他的爱人徐如将从北大研究生毕业，自然应调来。外交学院分配来的研究生周呈芳和李广一，专业分别是世界近、现代史，南开的范淑华和陈玮分别当了一年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的助教，因此世界史各段和中国近代史教师已不缺人，所缺的正好是传统学科中国古代史的教师。

研究生也是如此，本年只有亚洲史（三年毕业）和苏联史（二年制）有毕业生，后者分配到曾尔慧一人。亚洲史研究生四人，初次分配本系留我一人；彭树智来自西北大学，该校副校长专门来京争取分回西北大学。另有内蒙古大学和兰州大学两指标，由另二位同学选择。一位原中山大学毕业的女同学，因早已结婚，除了广州，她别的地方都不去，甚至放弃了学习三年的专业，改行到丈夫的学校教马列政治课。另一位同学上大学前来自兰州，故选择去兰州大学，导致必须支援内蒙古大学的硬指标空缺。我只好向老戴表示由我顶替，经副系主任兼教研室主任周一良先生同意，将我派往内蒙古大学。还有苏联史研究生陈汉时，本已留校，他以北大留有两人为理由，自动申请改调往内蒙古。助教中的张广达、学生中还未毕业的黄时鉴，都曾向我表示愿前往内蒙古大学，由此可见当年青年人热情之高。

贰

内蒙古大学由高教部负责筹建，并委托由北大具体负责。北大除有支援教师的任务外，还有派人负责筹建，接收培养进修教师的任务。在暂缺任课教师的情况下，有责任派人代课。

当时的原则是暂无上课任务者皆派往北大进修，历史系除北大分派的曾尔慧和周清澍外，还有陈玮、范淑华、高树林、张植华共有六人。

历史系一年级的专业课是中国古代史先秦部分和世界古代史，这两门课都缺师资，由北大派出我同班留校的助教吴荣曾和周怡天担任。1958春第二学期中国古代史的秦汉魏晋南北朝部分由田余庆和张传玺担任。

周清澍先生

至于选派主持建系的系主任，据说翦伯赞先生最初推荐中国近代史所的荣孟源和民族所的陈述，荣孟源可能因打成右派不再考虑，陈述先生也没争取到。接着又传出有中山大学古代史教研室主任董家遵教授，不知何故，也未成行。老戴与我们分析，当时北大的教授基本上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只有世界近代史有杨人楩和张芝联两位教授，所以我们商定争取张芝联先生，张先生的确还暂时来呼市参加内大建校庆典。据说前几年翦先生几次出席国外青年汉学家会议，因张先生英法文兼通，全靠他翻译，故不同意他调走，我们这批青年人，还贴了批评翦先生搞本位主义的大字报。结果北大决定派遣胡锺达先生出任系主任，胡先生是1956年评定的副教授，当时全校只有五位杰出的讲师晋升，他是其中之一。胡先生提出条件，必须随带中国古代史教研室的吴荣曾和世界近代史教研室的张广达二人，张广达后因打成右派，改派杨人楩先生的助手周建奇代替。

顺便提一下，1955年五四青年节，大学在多年政治运动之后，开始强调业务，在教师和学生中表彰三好团员。北大全校十四五个系，共选出青年教师十二人，其中历史系有二人，即吴荣曾和张广达；研究生九人，历史系有我；由团委书记胡启立颁发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伏罗希诺夫赠送给北大的苏联共青团团徽。1957年，这三人都支援了内蒙古大学。

叁

筹建大学除师资外就是设备，文科历史系首先需要的是图书。全国各大学也有支援图书的任务。据我所知，校图书馆有不全的《丛书集成》七部，其中多是各大学赠送。历史系的向达先生兼任图书馆长，我常去他家，请求他拨一些书给内大。向先生认为从馆藏书中抽出有困难，在院系调整时，上海的暨南大学停办，藏书转交给北大，北大顾不上编目入库，几十个书箱长期放在外文楼后蓆棚中，他决定将这批书全转赠内大。暨南大学招生面向华侨，故有关东南亚的书收藏丰富。整批赠送给内大的书我能记起的有两种。一是122函、1220册的巨帙《清实录》（伪满影印本），其次是原燕京大学的哈佛燕京学社所编经史子集中名著和大藏、道藏的《引得》，共有正刊、特刊64种84册，从现存书中选出一套。

图书主要由校图书馆派人到各地采购，历史系也委托我在京顺便收罗。我当时不懂蒙古史，也不懂古籍目录学，重点访购到一批外文书，特别是有关东方学的俄文书。在我记忆中，最得意的丰收有两次。

11月，庆祝苏联十月革命40周年，在苏联展览馆（今北京展览馆）举办了一次苏联科学成就展览会，展览会后，参展的图书全部赠送给中国，由国际书店向各学术单位出售。周一良先生接到通知，让我同他一起前去替内大采购。参展的书多是苏联科学院出版的各研究所的学术成果，包括二战以后建国前（中苏尚无图书贸易）的出版物，有从未向中国发行过的学术著作，有成套的各研究所的学术研讨集刊，如东方学、考古学、斯拉夫学、拜占庭学等等。因此我将这几架书扫数买了下来，为我校俄文学术专著的馆藏奠定了基础。

另一次是在东安市场一家专卖外文书的旧书店，发现有一两架沙俄时代的旧书，我猜想是沙皇被推翻后逃往中国的某位白俄贵族的旧藏，其中有沙俄时代的两部百科全书，有苏沃洛夫元帅等人的传记。值得一提的是，1891出版的两卷本《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一书，是沙俄侵华史的重要参考书，文革中译出时，曾向我校图书馆借阅参考，1973年由商务印书馆印行。1898年出版的波兹德涅耶夫所著《蒙古及蒙古人》第二卷，是我向师院刘汉明推荐译出，1983年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这两书都是我这种奇遇的收获。60年代前我校俄文书馆藏之丰富与珍贵在北京以外大学中居于领先地位。

西文书也颇有所得，1735年出版的荷尔德神甫编《中华帝国和中国鞑靼地理、历史、编年史、政治与自然状况的慨述》，全书八开本四巨册，是相当雍正十三年巴黎出版的古旧书，连同四卷英译本同时买到。

周清澍先生

这年初冬，老戴从内蒙来，邀我往上海等地采购图书。在上海，成天泡在福州路的图书市场，除国有和公私合营的新旧大书店外，整条马路两边都是书摊。印象中收到解放前稀缺的出版物最多，特别是大量延安出版的土纸书，虽不美观，但极有价值。凡解放前出版的书图书馆列入特藏，不公开借阅，一直没发挥它的作用，甚为可惜。回程我们沿途在苏州、南京、济南等地停留采购。

肆

由于学校新建，除购买图书外，还拨给历史系设备采购费，系里将1万元支票交给我。我想，历史系不需要贵重仪器设备，不妨利用这批经费，搜罗一批文物，在历史系布置一个小博物馆，对形象教学肯定有帮助。这时吴荣曾先生已在内大历史系代课，我就找他商量。吴表示买这么多文物，他也没把握，最好请张政烺先生帮我们去挑选。张先生是鉴定文物的权威，平易近人，我俩是他家的常客，因此也不客气，贸然就去请他。他二话不说，当即陪我们进城，在琉璃厂古物店里挑选了一天。据张先生解释，他考虑博物馆的收藏应照顾到各个时代、器物类型、代表性和经济实用等各方面，包括有陶器、青铜器、瓷器、古钱币、甲骨等等，后来在历史系陈列了満満（满满）一间教室，付帐时结算，仅用去一千多元。这批文物已成为历史系的一批特藏。

几年后，我出差到北京看望向达先生，他向我建议：现在没人注意碑刻资料，内大应该搜罗辽金元的碑刻拓片。正巧，公私合营以后，琉璃厂原有各种文物和古籍的书店，都按行业合并，如碑帖就集中到一家，而且刚整理出来，因此用不着我到处访寻，就在此一家买到辽、金、元碑帖500张，包括契丹、女真、西夏、畏兀儿字蒙文、八思巴字等多种碑帖，仅花600元。这也是我校一项珍贵的收藏。

伍

在内蒙古大学建校的过程中，全国的政治形势因反右而突变。所谓“右派”乃因1957年春夏之际鸣放而起，当时内大还没成立，故此后的反右影响不大。但到年底反右运动接近尾声时，中央决定，高校不是右派的知识分子也必须下放农村改造。1958年元月，继北大教师下乡之后，我们内大在北大进修的人也奉调回内蒙下放。12日离京，20日与在校的教师一起，共五十余人下放到时属土默特旗的茂林太和南双树两乡。

1958年上半年校内教学还能正常进行。北大60周年校庆，胡先生随副校长勇夫前往祝贺，并指名从应届毕业生中选取黄时鉴、梁太济、贾洲杰、王先恒四人。第二学年开学后，从人民大学调来教师何志、黄佩瑾二人，分配来北京大学邵循正先生的研究生徐如，四川大学徐中舒先生的研究生朱宝珊，武汉大学唐长孺先生的研究生陈国灿，加上吴荣曾和梁太济，原来缺员的中国古代史教师也配备齐全。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召开，会议根据毛泽东提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会后，“大跃进”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发动起来。8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全党全民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和“关于建立农村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在校的师生，也卷入大炼钢铁，在新城未拆的城墙上挖个洞就建起高炉。在农村的我们，就参加（加入了）宣传和筹建人民公社的工作。9月，中央发出了“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指示”提出“必须把生产劳动列为正式课程，每个学生必须依照规定参加一定时间的劳动”，具体的成绩就是全校师生短期内在校园内挖出一个人工湖，即今天的桃李湖。“指示”突出强调“两条路线的斗争”和“克服教育工作中的右倾思想和教条主义思想”，导致教育界的盲目冒进，胡乱改革，将原有教学计划搁置一边，提出快速出成果，放卫星。我校副教务长史筠发起编写《内蒙古革命史》，除少数教师外，发动历史系一二年级学生，还联合内蒙古师院及内蒙古党校参加。历史系的教师则由系主任胡锺达领头，发起集体编写《呼和浩特史话》的工作。

1959年春季开学前，校内运动式的办学和编书运动暂时停止，下乡的六位教员已劳动期满回校，这时中外历史课程的教师基本上配齐，历史系正式分设五个教研室，除中国古、近代和世界史三室（史）外，而且还有余力创办特有学科，成立以吴荣曾为主任的考古研究室，成员有贾洲杰和李兄，以及1959年分配来的李作智和林圣龙，当时全国仅有北大和西北大学设考古专业，我校是第三家，可惜1960年全国经济困难时下马，人员或被调走或转入内蒙古文物工作队。

作者简介

周清澍，字润生。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所教授。1931年12月1日生，湖南省邵阳地区武冈县人，汉族。1950年9月至1954年7月，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1954年9月至1957年7月，北京大学历史系亚洲史专业研究生，主攻印度近代史。1957年9月以来，先后在内蒙古大学历史系蒙古研究室，蒙古史研究所从事蒙元史研究室，蒙古史研究所从事蒙元史教学和研究工作。内容发布【小白杨内大考研真题辅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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