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民小学：回民小学开会啦

文 | 愚人

同学会常有，50年不常有；50年常有，回民小学不常有。岁月如梭、光阴似剑，岁月催人老去，嘉兴回民子弟小学72届的毕业生们今天开会啦。

人生只有一个50周年可以相聚纪念。在这座城市，回民小学是一段历史记忆。72届的学生，1967年入学，进校的学生证是“嘉兴回民子弟小学”，第二年就改为“嘉兴绝缘材料厂‘五七’小学”，后来又改为“嘉兴南湖染织厂‘五七’小学”、“嘉兴南湖小学第二分校”，在72届之后，嘉兴再没有“回民小学”这样一所小学了，而同学们一直记得、从没有忘记，他们是回民小学的学生。

回民小学的学生，并不全是回族，天南海北都有。回族人占40%，苏北人占40%，其他20%基本上是本地人。大家上学是同学，放学是邻居，有打闹，有要好，江湖义气第一桩。

回民小学有点小名气，是与那个年代有关。很多时候我们不受拘束、自由散漫，甚至常常会惹老师生气。有人戏说，说我们与隔壁“嘉师附小”的差距不大，同属东门头回民区，读书他们行，打架我们行。

时隔50年，开一次同学会不容易，热心的同学总是有的，突然发现，那些在上学时越是说话少的同学越是热心，比如一个叫张益民的同学，为了找到同学，他是电话乱打一通，先去小区物业查询、再托朋友的同学、连襟的舅佬，用尽了办法，四处打听，甚至跑到一个女同学可能出现的校门口去蹲守，凭着印象，大胆上前，自报家门：“喂喂，你认得我哇”。

就这样，找人行动很顺利，不到半个月，一下子50几个同学拉进来了。上学时都没有这么认真地对待过一件事情，大家觉得50年聚会太有意义了，人生能有几个50年？

大家把名字都回忆一遍，虽然还有联系不上的同学，但是达到可以开会的人数了。也有10个同学永远唤不回来了，令人唏嘘。

这一届同学的名字都很好记，很有时代感。如杨文才、严国财、单才宝，许建华、周建强、钟伟强，刘顺发、张益民、杨伟民，金凤、佩娟、韩兰英。都是朗朗上口过目不忘的，稀奇古怪的名字基本不会有。不像现在的小孩，名字都取生僻字，太没有文化了。

人数很快确定，地点也已落实，之所以把时间定在一个月后的12月11日，是因为他们在等女同学刘月娥康复得更好些，在这之前，她遭遇了严重的车祸，死里逃生，她说她很想参加同学会，那就等她，毫无怨心的。今天，刘月娥是由同学袁经纶和王冬明推着轮椅来的，这让我们非常感动。

小六子，大名我也记得，他叫顾关友，不过叫小名更亲切，50年前他家住在大年堂后23号，住在23号墙门堂里的还有龚秋萍、龚佩娟、韩兰英、张益民。在聚会前，小六子病了，动了手术。那天大清早4点多，他插着管子，在病房里发留言向大家问好。他是游泳健将加教练，还冬泳还乒乓，肌肉杠杠的，怎么一下子病了呢，做人他也算是想得通的，工资不高，路边小饭店常去咪咪。这回病危了一回，多亏老婆是医务人员。

在找人的过程中，很多信息都来自于老同学潘建萍。说名字或许有同学模糊了，不过说起府南街上的“嘉兴故事茶馆”，大家不会陌生，在嘉兴，有年份的中老年朋友聚会，都喜欢在那里，潘建萍就是大家心目中的“阿庆嫂”。是她牵线搭桥，记下很多同学的电话。钟建强就是潘同学找到的。

有必要提一下钟建强。大年堂后10号的钟同学，上学那时候顽皮，我也常常被他欺负。1978年他从插队落伍的七星公社应征入伍，1979年奔赴前线参加了对越自卫反击战，他所在的连队是第一批冲上去的，历经枪林弹雨，出生入死，他被评为二等功，南湖区就他独一份的荣誉。转业后他当了一个普通的工人，退休后还在打零工，他的战友，一起从嘉兴出去当兵的，有好几个都是少将、中将了。看钟伟强的衣着打扮，还缺了好几颗门牙，怎么看也不像一个战斗英雄啊，他淡淡地说，我只是一个幸运儿。

50年后的重逢，欢喜写在脸上，说马桂兰，大家印象不深，说“小八路冷面”，嘉兴人熟，早几年，在洪波路的店里，马桂兰拌的冷面，要排队的。有一回我去吃面，她竟然没认出我来，我们是邻居啊，唉。

蒋金凤，当年住在东门头狮子汇。她家养过猪，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过，有看官不信，说我造谣，说东门头回教帮地段怎能容忍养猪。其实那厮有所不知，六、七十年代，生活不易，各家管各家，没那么讲究的。蒋同学现在还在羊毛衫厂做技术指导，在她的毛衫行业，她是妥妥的工匠级别的，老板器重。这回同学会她满腔热情，群里话最多，深更半夜还语音，反反复复联络同学，制作通讯录。今天，她把家里的音响都扛来了，老公亲自出马，一对热心夫妻。

当然还有秋萍，也是积极分子。确认名单，红包收款，挺繁琐的，她脾气不急，态度不躁，属于慢条斯理型的，是称职的财务大臣，别人谈笑吃喝，她当家。估计家里也是一把手。

刘顺发同学是开羽毛球培训班的，退休了，也不闲着，当教练，当裁判，忙得很，这次筹办同学会，他属于总指挥级别，做事当机立断，做横幅，订场地，定价格，最终都他拍板。

有个叫马从良的同学，那天你打电话给我，让我猜猜“我是谁”，我怎能猜不出来，你是我的同桌，说话有些口吃，这样说不要紧吧？其实同学们知道我也有口吃，我们是相互传染的。你说你逢人就打听我的下落，你说你抄过我的作业。是的，我好象帮你做过造句，谢谢你常记得我。

我们这帮同学，60开外的年纪，一半留在20世纪，一半留到21世纪，命运的帆船把我们漂泊到今天，过得好与不好，任由命运摆布。这一路都是怎么过来的只有我们自己知道。上学那会儿，很多同学不背书包，书本夹在胳肢窝里，红领巾也没有好好戴过。大家无忧无虑，无所事事，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用都用不完，比现在的小孩轻松幸福啊。

那些年，读书上学算是荒废了。后来很多同学去上山下乡，做临时工。又遭遇下岗浪潮的冲击，失业回家，自谋生计。有摆摊小卖，甚至还有吃低保的，日子并不好过。每个人都走过了艰辛坎坷。大家会感慨命运不公，然而想到那些离们而去的同学，已经有9个同学离世了，我们庆幸我们还活着。

同学们都还记得的杨洪林，家住大年堂后2号，靠近建设街道干河滩。那年深挖洞，挖防空洞，杨洪林是全劳力，就跟战场上挖战壕似的，刷刷齐，一人多高，这得多大的力道，老师都佩服。十年前，他走了，永远留在了同学们的记忆中。

今天，在月河街回民饭店“四如春”餐馆聚会，我们把对人生经历的回忆变为对生命的感恩。

我们这些50后，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被裹在历史的潮流中漂白过，怨天尤人过，但是我们仍然自带光芒，我们也有过顽强的生命礼赞。我们感恩回民小学，感恩三位班主任老师：一年级的孙霞珍老师、三年级的徐兆权老师，以及送我们毕业的沈蕴玉老师。当然还有高老师、韩老师、邹老师、杨老师等，还有那位老是挨批斗的来老师，木纳地被按下头，低头请罪，我见过她牙齿被磕出血。只因家里成份不好。也还记得那位烧开水、敲钟的老校工李阿姨。

今天，90高龄的高美娟老师、徐兆权老师也来到了我们中间，同学们也都是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了，在老师面前，我们还是孩子，只是少了顽皮。高老师，高挑的个子，教语文，也教体育教音乐，当年就住在学校里，儿子是我们的同班同学，同学们顽皮打闹，您总是先批评自己的儿子，有时侯，做高老师的儿子难免要受委屈。

徐兆权老师特别漂亮，耐心温柔如母亲，记得那年学工学农在南湖染织厂，我的衣服掉入漂染车间地上，变成一半黄，一半灰，我又穿了半年，徐老师说我艰苦朴素过头了，太节约了，叫我母亲买新的；我又记得，1969年5月的一天，母亲来学校接我，徐老师不忘叮嘱我妈妈：建平同学太瘦了，长身体，多给他补补啊。母亲回去就给我炖了童子鸡，母亲看着我吃，她舍不得吃。

见面会上，黄照明同学的歌唱得特别好听，看得出他很乐观，我们这一代人就靠乐观过日子的。照明同学有天生的表演天赋，今天才知道，我们这位民间歌唱家，屡屡比赛、屡屡得奖，是个比赛专业户啊。当年他家住在穆家洋房西面，还记得那年他在天井里表演红色娘子军，扮演吴青华给我一个人看，有一句台词：“打不死我就要跑！”现在有空他会在小区广场、在公园里放声歌唱。

一张老照片让张益民欣喜，反复问我：“是我吗？”激动动了好几天，到处去说，还拿给他子孙看，自豪地告诉下二代：爷爷当年也年轻过！是的，有图有真相啊。前面说了，张益民，从小是少语寡言的性格，三棍子打不出闷屁，他喜欢骑自行车瞎逛，环城路兜遍了，就玩双手脱把骑车，有一次逞能，闭上眼睛骑，结果一头撞到电线杆上，额头撞破倒是不要紧，把他爸的永久自行车撞坏了，吓得半死，偷偷扛回去，死不承认。现在的张益民，历经50年人生摸打滚爬，变了个人似的，早已是神侃大叔，前几年在国有大银行当保安，待人接物热情主动，工作负责态度诚恳，上上下下老小和气，与表面装严肃的行长们都成了朋友。后来益民常说：别看他们收入多，他们亚历山大。

同学会上，潘建萍给大家系上了红领巾，那是同学们心底里最纯洁的红领巾情节，见物思情，同学情长。

刘顺发拿来了纪念款的钥匙圈，还刻上了自己的名字。

我定制了搪瓷杯，从前工会都发搪瓷杯，如今看见搪瓷杯，就当是怀旧吧。50年的艰辛刻在皱纹里。

曾经觉得年老离我们很远，现在，年轻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50年的人生经历渐渐淡忘，而50年前的儿时记忆，却变得清晰起来。今天，我们坐在一起，参加同学会。此生再无五十年，大家各自保重啊！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