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门关自考教材购买：张之洞推动第一次中部崛起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68岁的顾必阶,头戴白色礼帽,骑了辆破旧自行车,穿过一片空地,来到一座颇具现代化风格的船形建筑跟前。

武汉,汉江南岸的这片区域,钢结构和玻璃幕墙搭建起来的现代化建筑,与旁边高耸的烟囱和废弃的厂房,形成鲜明的新旧对比。

过去近20年里,顾必阶苦苦搜寻着散落在荆楚大地上的老物件,努力塞满一个空荡荡的工业博物馆,搭起百年前的一位总督与这座城市的时空联系。

如今,这座城市与它所处的中部省份,正在改革创新、转型升级、对外开放等领域同步发力,展露出为实现在中部地区率先崛起的勃勃雄心。

120多年前,清末一位总督的到来,推动了武汉和湖北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第一次“中部崛起”。

“讲到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

光绪十五年,1889年12月17日,在波澜壮阔的中国近代历史上,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日子。一艘名叫“粤秀”的轮船,停靠在武昌司门口,一位身形矮小的清廷封疆大吏,踏上了武汉的土地。

他的到来,将为这座江城带来前所未有的巨变,也将把这块在当时中国版图上并不显眼的土地,推到变革时代的“潮头”,推上驶入近代化文明的“快车”。

一个多月前,已经52岁的两广总督张之洞,交卸完两广督篆与广州抚篆,登上“粤秀”轮,由广州北上,途径上海,再沿长江溯水而上,抵达长江边上的武昌。他将在那里,就任湖广总督,总管湖南湖北的军民政务。

这是晚清朝廷为修建卢汉铁路的一次调任,从北京到汉口的这条铁路设想,计划修建当时中国最长的干线。

此前,紫禁城内爆发了一场持续十年的铁路之争。

1880年,时任直隶总督刘铭传从用兵、商务、矿物、漕运需要,上书朝廷,主张以北京为中心修筑铁路网,却遭到顽固派以生事、扰民、夺利三弊的驳斥。

8年后,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提出由天津向北京修津通(通州)铁路,又引起一场辩论,顽固派认为此线一修,将有损海防、尽失险要、百利不能偿此一害,遂搁置。

冷眼旁观的张之洞,于1889年抓住时机,上书清廷,提出在中国腹地修建一条铁路,“开路之利,首在利民。利民以出土货(国货)、销土货为大端；利国以通漕、调兵为大端。”这一方案,巧妙避开了顽固派指责的要处,获得朝廷支持。

在他的计划中,朝廷每年拨款200万两白银,同时再建成汉阳铁厂,为铁路提供钢材。就在这位新任湖广总督踌躇满志之时,在满清的发源地东北,俄国的西伯利亚铁路正加紧修建,向中国边陲延伸。为抵制俄国势力渗入,清廷决定暂缓修建卢汉铁路,先修关东铁路。直到1898年,卢汉铁路才得以动工修建。

十九世纪中叶以后,李鸿章满怀惊恐地感慨,古老的中国历经着“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亿万中国人面对“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初任两广总督之时,张之洞就急于参与到谋求自强的洋务运动中,向英国订购两座日产生铁100吨的高炉,以及炼钢炉、轧钢等各类机器设备。

之后,张之洞要求把这些机器设备运到湖北,并在长江和汉江交汇处的汉阳一侧,龟山以北,选址建设汉阳铁厂。

1890年,汉阳铁厂开工,1894年投产,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家近代钢铁企业,有着“亚洲雄厂”之称,比日本第一家近代钢铁联合企业八幡制铁所早7年,日本派人前来考察,甚至惊呼“东方睡狮醒了”。直到1919年鞍山钢铁厂建成投产,20多年的时间里,这家铁厂生产了中国90%以上的钢铁。

1896年,盛宣怀接办铁厂,改“官办”为“官督商办”。1908年,盛宣怀将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和萍乡煤矿合并,组成汉冶萍煤铁厂矿股份有限公司,开启了公司的商办历程。作为当时亚洲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汉冶萍公司堪称“中国钢铁工业的摇篮”。

如今,汉江南侧,龟山南路和琴台大道的一段路上,还留有老工业区的遗迹,汉阳铁厂的牌坊、破旧的厂房烟囱,逐渐淹没于周围拔地而起的高楼中。

100多年前,沿着汉江,汉阳铁厂以西,张之洞又陆续创办了湖北枪炮厂(后来的汉阳兵工厂)、针钉厂、火药厂、官砖厂。在当时,这条路也因此有了“十里五厂”之称。

在汉阳铁厂的熊熊炉火中,中国的近代重工业迈出了艰难的步伐。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在谈到中国工业发展时,曾说过有四个人不能忘记:讲到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讲到轻工业,不能忘记张謇；讲到化学工业,不能忘记范旭东；讲到交通运输业,不能忘记卢作孚。

1958年冬季,毛泽东在武昌主持中共八届六中全会期间,与王任重、陈再道等人谈论湖北工业时说:“湖北的工业基础,如汉阳铁厂、纺织厂、兵工厂、京汉铁路,都是张之洞带头办的……你们要后来居上。”

“东方芝加哥”:驾乎津门,直追沪上

初夏的汉口,三环线外,郁郁葱葱的树木掩映着一条长堤,两层楼高的堤岸上,老人在悠闲地散步,年轻人或独自跑步,或三五成群骑着单车。

百年前,这条长堤为解除汉口水患而修。如今,长堤早已失去了最初的价值,被改造成一条城市绿道。

据史料记载,自明代成化年间汉水改道后,汉阳一分为二,形成与汉阳隔水相望的汉口。最初在汉水边地势较高的墩台土堆上筑垸修围,建屋造房,逐步形成汉口沿河街市,即今天的汉正街。汉口这片区域,地势低洼,湖泊密布,每逢夏秋水涨季节,江水湖水四面围困,街市成泽国。

1904年,张之洞为解除汉口水患,决定修筑后湖长堤。这位总督登上湖中搭建的一个高台,拿起望远镜观察四周,指定了几个点。这条长堤以今天的堤角为起点,向西北越过岱家山,转一个90度的大弯,折向西南直到今天汉江边上的舵落口。1906年,历时两年,费银80万两,这条顶高6米、堤顶宽8米、全长23.76千米的长堤,修建完工。

长堤修成后,堤内变成了良田,汉口面积扩大20倍,民间为纪念张之洞,称之为“张公堤”。

1985年,近代史研究学者冯天瑜的《张之洞评传》出版,成为大陆最早公开肯定张之洞历史功绩并产生广泛影响的学术著作。今年5月15日,这位76岁的武汉大学资深教授,在接受《新华每日电讯》记者采访时说,湖北和武汉在清末,经历了两次重要的开放,深刻改变了这个中部省份和城市的历史地位,“一次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导致的被动开放,一次是张之洞推行湖北新政作出的自主开放。”

在今天的武汉江岸区,中山大道至沿江大道之间,还留有英、俄、法、德、日等国租界区的遗址。

因地处“九省通衢”,明清时期的湖北汉口镇,就因繁荣的商贸,与河南朱仙镇、广东佛山镇和江西景德镇并称全国四大名镇。19世纪50年代末,汉口这片热闹的的土地,迎来了命运的转折点。

1858年,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俄、美四国强迫清政府签订《天津条约》,要求开放南京、汉口等十处沿海沿江通商口岸。1861年,汉口正式开埠通商,汉口英租界也同时划定。此后几十年,“外国商品如水银泻地般渗入武汉三镇,小至针钉、火柴,大至机器、轮船,都是洋货的天下。”

就任湖广总督后的张之洞,很快意识到发展民族工商业的重要性,“日后中国岂能以兵存,仍是以商存耳。”除了兴办官营实业外,他实施一系列奖励政策,推动民营工商业的振兴,期望商人“破除旧习,具有世界眼光,发挥商战之能力,挽回利权”。

从1895年至1913年,武汉地区有厂矿28家,仅次于上海的83家,多于天津的17家、广州的16家；同样居全国第二的还有资本总额,仅次于上海,多于广州、天津。彼时的武汉,有着“驾乎津门,直追沪上”的趋势。

1898年,张之洞在汉口成立商务会所,陈列各地的名产、土特产,招徕中外商人参观订货,实质上相当于早期的博览交易会。此后,他又设立汉口商务局、开设商务学堂、劝设商会,倡导出版《湖北商务报》。创办的两湖劝业场,既是展览馆,又是大商场。

张之洞督鄂18年,武汉的商业迅速崛起。这期间,他组织了中俄茶叶贸易线路,打破了俄商对华茶的操控,此后汉口成为国内最大的茶叶出口市场。

从1896年至1905年,汉口对内对外贸易额增加一倍多。1906年,汉口进出口贸易占全国贸易额的12.04%,几乎接近上海的水平。

清末日本驻汉口总领事水野幸吉当年写道:“与武昌、汉阳鼎力之汉口者,贸易年额1.3亿万两,夙超天津,近凌广东,今也位于清国要港之二,将进而摩上海之垒,使观察者艳称为东方之芝加哥(美国第二大都会)。”

“四方求学者闻风麇集”

武汉大学侧船山路的一角,一小片水杉树围成的空地上,立着张之洞端坐桌前的半身铜像,这位总督左手握奏折,右手执毛笔。这道要求创建自强学堂的奏折一侧,刻有年轻的光绪皇帝“该衙门知道”的御批。

当西方国家通过科学知识富国强兵之际,中国传统的书院教育还仅教授四书五经之类的儒家经典。在鄂初办洋务过程中,张之洞深感湖北实业、外语人才匮乏,也意识到必须进行教育改革,学习近代科学,于是启动了传统书院改制和中西结合的近代学堂教育。

1893年,得到朝廷批准后,自强学堂设于武昌城内铁政局旁,初设方言、格致、算学、商务四门,每门计划招收20人。三年后仅留方言一门,开课语种为英、法、德、俄、日,每科学员30名。学员5年毕业后,必须以所学外语才能为国效力,如借端“改习卑下之业,甚或不自爱惜,受洋行雇充翻译”,必须缴还所有学费。

1902年,自强学堂迁至武昌东厂口,改名为方言学堂,以培养外交人才为目标,开设历史、地理、公法、交涉等课程,分习英、法、德、俄、日语种。 1913年,以原方言学堂的校舍、图书、师资为基础,改建成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设英语、博物、数学物理、历史地理等四部,此后经过百年的发展演变,成为今天的武汉大学。

张之洞与武汉博物馆内,一张张大学校门照片投影在白色的墙面上,置身其中仿佛穿越了百年历史的时空隧道,回到了武汉近代教育的起源,武汉理工大学(原湖北工艺学堂)、华中农业大学(原湖北农务学堂)、武汉科技大学(原湖北工艺学堂)、湖北经济学院(原湖北商业中学堂)……

督鄂期间,张之洞创办了一套从幼儿、小学、中学到高等教育系统完备的新学制体系,把外语、科学、法制等西方知识引入课堂,并大量派遣学生出国游学。

历史学家皮明庥曾在著作中,对武汉在近代历史中的教育地位作了详细比较。在近代前,湖北传统教育的发展在全国处于中游水平,不仅落后于沿海的江浙地区,也不及内地的安徽、江西等省份。19世纪90年代,湖北的第一批新式学堂出现,却比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广州同文馆、福州船政学堂等晚了约30年。

到了20世纪初,据清学部官报的记载,湖北全省学生为99064人,是江苏的2.2倍、浙江的1.3倍、广东的1.14倍,其师范学堂、实业学堂、专门学堂人数分别是江苏的3.4倍、2.9倍、2倍。湖北的新式教育迅速崛起,已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出现“四方求学者闻风麇集”的盛况,“各省考察学制者必于鄂,延聘教员者必于鄂”。

冯天瑜认为,张之洞创办的文教事业,成为湖北近代教育的开端,也为今天的武汉成为华中乃至全国重要的教育、科技中心奠定了基础。

如今的武昌,百年前张之洞兴办新式教育的这片土地上,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高校林立。几年前,武汉的在校大学生和研究生总人数曾一度达到110多万人,位居全球大城市第一。

百年前张之洞为推动武汉的近代化进程,兴办学堂培养新式人才。如今武汉实施“百万大学生留汉创业就业工程”,助力湖北在中部地区率先崛起。在冯天瑜看来,这是历史的相通之处。

留在武汉就业、创业的大学毕业生人数,从2016年的不到15万,跃升到2017年的28万。这座城市,不仅在下大力度用政策让人才“走进来”“留下来”,更在用前瞻性的产业布局提供广阔发展空间,让人才真正放手“干起来”。

推动湖北的第一次中部崛起

2001年初,汉阳区政府委托汉阳钢厂创办张之洞与汉阳铁厂博物馆。在钢厂有着30年工龄的顾必阶,平素就对汉阳铁厂历史有着浓厚的兴趣,于是成了博物馆筹备组三人之一。

不过,与汉阳铁厂有关的物件,早已在百年的历史长河中,被冲刷得不知所踪。筹备组开始了艰辛漫长的“寻物”之旅。

筹建博物馆经费有限,顾必阶听说哪里有民间留存的老物件,就苦口婆心地劝说对方捐出或低价卖给博物馆。

10多年里,他从一个钢材市场发现了一段1913年汉阳铁厂轧制的铁轨,花了7年时间从小五金厂老板那里低价收购一台汉阳铁厂与兵工厂使用过的美国造机床,从汉阳铁门关一户居民家里发掘出一方刻有“铁厂界”字样的石碑,在汉阳铁厂旧址上的国棉一厂拆迁时寻出半块汉阳铁厂投产纪念碑……

搜寻来的老物件越来越多,百年前汉阳铁厂的历史记忆,被慢慢拼接出来,张之洞与汉阳铁厂博物馆终于有了最初的模样,顾必阶也担任了首任馆长。

主政湖北期间,张之洞在武汉创建了湖北图书馆、创立近代警察制度、兴建城市水电公用事业、创办近代邮政与电报电话系统、建立集群式的纺织企业……这位总督给武汉带来一种全新的社会形态,给老百姓带来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全面地推动了武汉的近代化进程。

为了展示张之洞督鄂期间的历史功绩与武汉的近代化进程,今年3月底,在汉冶萍公司成立110周年之际,在张之洞与汉阳铁厂博物馆基础上,张之洞与武汉博物馆建设完工并开馆。

今天,除了这座博物馆,蛇山之上有抱冰堂、武汉大学有张之洞铜像,以及中山公园的张公亭,汉口的张公堤,武昌的张之洞路……都在讲述着百年前的这位总督与这座城市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也是他给这座城市带来近代文明的印记。

张之洞与武汉博物馆内,一块圆形的电子屏幕上,展示着清末武汉三镇的城市格局。19世纪末的武汉,因长江和汉江交汇形成的三块临江区域,似乎在映照着艰难走向近代化的中国,一边是被西方列强靠船坚炮利打开的通商口岸,一边是国人为谋求自强而兴办的近代工业、文教事业。

此间的这三块区域,也奠定了武汉三镇百年的城市格局。新中国成立后,汉阳聚集了一大批国营工业企业；改革开放初期,汉正街成为一个时代小商品市场的代名词,引起全国瞩目；武昌延续着历史上文教中心的定位。

走在博物馆内,途经一处狭长的通道,一侧墙面上书“一个改革者的孤独”。

1889年11月8日,张之洞在写给海军衙门和李鸿章的电报中,写道“修路一端,有铁早办,无铁迟办；开采制造诸务,有款多办,无款少办。古人七年求艾廿年沼吴,但贵立志坚。早筹实办,循序量力,鲁莽固不可,坐困亦不宜。”

初任湖广总督之时,张之洞主张兴办近代工业,却没有资金、缺乏人才,“整天生活在荆天棘地之中”。而在创办汉阳铁厂期间,他因腐败的清王朝与陈旧的官僚体制而四面掣肘。

冯天瑜在书中写道:“我们可以批评张之洞在创办汉阳铁厂过程中的种种失误,但绝不可因此抹煞他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开创之功。中国近代民族钢铁工业正是从这里起步。”

据其介绍,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湖北和武汉,从一个深处内地塘坳、在全国处于中等发展水平的地区,走向开放,变成步入全国前列的繁荣之地。

此外,张之洞在湖北仿照德国陆军,裁撤旧式军队、编练新军,经过多年经营,湖北新军成为与北洋新军相媲美的陆军力量。他创办了汉阳兵工厂,生产出的“汉阳造”步枪,参与了改变中国历史走向的大小战役。

在冯天瑜看来,“督鄂18年,张之洞推动了湖北和武汉的第一次中部崛起,这是毋庸置疑的。”

“面对巨大的困难和阻力,一往无前,他的意志是坚定的。出身于旧式的科举制度,却看到人类文明的前沿,他的眼光是长远的。”冯天瑜认为,张之洞主政湖北所展现的这两点,对今天湖北提出的中部崛起仍有启发。

博物馆的书籍陈列室内,一小本不起眼的英文书被珍藏在墙角的陈列柜里,封面上印着“CHINA’S ONLY HOPE”的英文字母——“中国唯一的希望”。

这是张之洞阐述“中体西用”、宣传洋务思想的著作《劝学篇》的英文版。1909年10月4日,离开湖北两年后,72岁的清廷军机大臣张之洞辞世。

两年后的10月10日晚,湖北新军中的革命党人打响了武昌首义的第一枪,历史的巨轮开启了一段新的航程。“中体西用”,不再是“中国唯一的希望”。

1912年,孙中山到武汉访问首义之地时,发出感慨:“以南皮(南皮即张之洞)造成楚材,颠覆满祚,可谓为不言革命之大革命家。”

(记者完颜文豪 稿件部分内容参考:湖北省档案馆《汉冶萍公司档案史料选编》、冯天瑜著《张之洞评传》、皮明庥著《一位总督·一座城市·一场革命》、费正清(美)编《剑桥中国晚清史》、方方著《汉口的沧桑往事》、电视政论片《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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