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繁露 : 竹林 (先秦两汉)
1 相关讨论竹林:
《春秋》之常辞也，不予夷狄而予中国为礼，到之战，偏然反之，何也？曰：《春秋》无通辞，从变而移。
今晋变而为夷狄，楚变而为君子，故移其辞以从其事。
夫庄王之舍郑，有可贵之美，晋人不知其善，而欲击之。
所救已解，如挑与之战，此无善善之心，而轻救民之意也，是以贱之。
而不使得与贤者为礼。
秦穆侮蹇叔而大败。
郑文轻众而丧师。
《春秋》之敬贤重民如是。
是故战攻侵伐，虽数百起，必一二书，伤其害所重也。
问者曰：其书战伐甚谨。
其恶战伐无辞，何也？曰：会同之事，大者主小
战伐之事，后者主先。
苟不恶，何为使起之者居下。
是其恶战伐之且《春秋》之法，凶年不修旧，意在无苦民尔。
苦民尚恶之。
况伤民乎？伤民尚痛之，况杀民乎？故曰：凶年旧则讥。
造邑则讳。
是害民之小者，恶之小也
害民之大者，恶之大也。
今战伐之于民，其为害几何？考意而观指，则《春秋》之所恶者，不任德而任力，驱民而残贼之。
其所好者，设而勿用，仁义以服之也。
诗云：“弛其文德，洽此四国。
”《春秋》之所善也。
夫德不足以亲近，而文不足以来远，而断断以战伐为之者，此固《春秋》之所甚疾已，皆非义也。
难者曰：《春秋》之书战伐也，有恶有善也。
恶诈击而善偏战，奈何以《春秋》为无义战而尽恶之也？曰：凡《春秋》之记灾异也，虽有数茎，犹谓之无麦苗也。
今天下之大，三百年之久，战攻侵攻不可胜数，而复者有二焉。
是何以异于无麦苗之有数茎哉？不足以难之，故谓之无义战也。
以无义战为不可，则无麦苗亦不可也
以无麦苗为可，则无义战亦可矣。
若《春秋》之于偏战也，善其偏，不善其战，有以效其然也。
《春秋》爱人，而战者杀人，君子奚说善杀其所爱哉？故《春秋》之于偏战也，犹其于诸夏也。
引之鲁，则谓之外
引之夷狄，则谓之内。
比之诈战，则谓之义
比之不战，则谓之不义。
故盟不如不盟。
然而有所谓善盟。
战不如不战，然而有所谓善战。
不义之中有义，义之中有不义。
辞不能及，皆在于指，非精心达思者，其孰能知之。
《诗》云：“棠棣之华，偏其反而。
岂不尔思？室是远而。
”孔子曰：“未之思，夫何远之有！”由是观之。
见其指者，不任其辞。
不任其辞，然后可与适道矣。
2 竹林:
司马子反为其君使。
废君命，与敌情，从其所请，与宋平。
是内专政而外擅名也。
专政则轻君，擅名则不臣，而《春秋》大之，奚由哉？曰：为其有惨怛之恩，不忍饿一国之民，使之相食。
推恩者远之而大，为仁者自然而美。
今子反出己之心，矜宋之民，无计其闲，故大之也。
难者曰：《春秋》之法，卿不忧诸侯，政不在大夫。
子反为楚臣而恤宋民，是忧诸侯也
不复其君而与敌平，是政在大夫也。
溴梁之盟，信在大夫，而诸侯刺之，为其夺君尊也。
平在大夫，亦夺君尊，而《春秋》大之，此所间也。
且《春秋》之义，臣有恶，擅名美。
故忠臣不谏，欲其由君出也。
《书》曰：“尔有嘉谋嘉猷，入告尔君于内，尔乃顺之于外，曰：此谋此猷，惟我君之德。
”此为人臣之法也。
古之良大夫，其事君皆若是。
今子反去君近而不复，庄王可见而不告，皆以其解二国之难为不得已也。
奈其夺君名美何？此所惑也。
曰：《春秋》之道，固有常有变，变用于变，常用于常，各止其科，非相妨也。
今诸子所称，皆天下之常，雷同之义也。
子反之行，一曲之变。
独修之意也。
夫目惊而体失其容，心惊而事有所忘，人之情也。
通于惊之情者，取其一美，不尽其失。
《诗》云：“采葑采菲，无以下体。
”此之谓也。
今子反往视宋，间人相食，大惊而哀之，不意之到于此也，是以心骇目动而违常礼。
礼者，庶于仁、文，质而成体者也。
今使人相食，大失其仁，安著其礼？方救其质，奚恤其文？《春秋》之辞，有所谓贱者，有贱乎贱者。
夫有贱乎贱者，则亦有贵乎贵者矣。
今让者《春秋》之所贵。
虽然见人相食，惊人相爨，救之忘其让，君子之道有贵于让者也。
故说《春秋》者，无以平定之常义，疑变故之大则，义几可谕矣。
3 竹林:
《春秋》记天下之得失，而见所以然之故。
甚幽而明，无传而著，不可不察也。
夫泰山之为大，弗察弗见，而况微渺者乎？故案《春秋》而适往事，穷其端而视其故，得志之君子，有喜之人，不可不慎也。
齐顷公亲齐桓公之孙，国固广大而地势便利矣，又得霸主之余尊，而志加于诸侯。
以此之故，难使会同，而易使骄奢。
即位九年，未尝肯一与会同之事。
有怒鲁卫之志，而不从诸侯于清丘、断道。
春往伐鲁，入其北郊，顾返伐卫，败之新筑。
当是时也，方乘胜而志广，大国往聘，慢而弗敬其使者。
晋鲁惧怒，内悉其众，外得党与曹卫，四国相辅，大困之奸，获齐顷公，逄丑父。
深本顷公之所以大辱身，几亡国，为天下笑，其端乃从慑鲁胜卫起。
伐鲁，鲁不敢出，击卫，大败之，因得气而无敌国以兴患也。
故曰，得志有喜，不可不戒。
此其效也。
自是之后，顷公恐惧，不听声乐，不饮酒食肉，内爱百姓，问疾吊霄，外敬诸侯。
从会与盟，卒终其身，国家安宁。
是福之本生于忧，而祝起于喜也。
呜呼！物之所由然，其于人切近，可不省邪？
4 竹林:
逄丑父杀其身以生其君，何以不得谓知权？丑父欺晋，祭仲许宋，俱枉正以存其君。
然而丑父之所为，难于祭仲，祭仲见贤而丑父犹见非，何也？曰：是非难别者在此。
此其嫌疑相似而不同理者，不可不察。
夫去位而避兄弟者，君子之所甚贵
获虏逃遁者，君子之所甚贱。
祭仲措其君于人所甚贵以生其君，故《春秋》以为知权而贤之。
丑父措其君于人所甚贱以生其君，《春秋》以为不知权而简之。
其俱枉正以存君，相似也
其使君荣之与使君辱，不同理。
故凡人之有为也，前枉而后义者，谓之中权，虽不能成，《春秋》善之，鲁隐公、郑祭仲是也。
前正而后有枉者，谓之邪道，虽能成之，《春秋》不爱，齐顷公、逄丑父是也。
夫冒大辱以生，其情无乐，故贤人不为也，而众人疑焉。
《春秋》以为人之不知义而疑也，故示之以义，曰国灭君死之，正也。
正也者，正于天之为人性命也。
天之为人性命，使行仁义而羞可耻，非若鸟兽然，苟为生，苟为利而已。
是故《春秋》推天施而顺人理，以到尊为不可以加于到辱大羞，故获者绝之。
以到辱为亦不可以加于到尊大位，故难失位弗君也。
已反国复在位矣，而《春秋》犹有不君之辞，况其固然方获而虏邪。
其于义也，非君定矣。
若非君，则丑父何权矣。
故欺三军为大罪于晋，其免顷公为辱宗庙于齐，是以虽难而《春秋》不爱。
丑父大义，宜言于顷公曰：“君慢侮而怒诸侯，是失礼大矣。
今被大辱而弗能死，是无耻也而复重罪。
请俱死，无辱宗庙，无羞社稷。
”如此，虽陷其身，尚有廉名。
尝此之时，死贤于生。
故君子生以辱，不如死以荣，正是之谓也。
由法论之，则丑父欺而不中权，忠而不中义，以为不然？复察《春秋》。
《春秋》之序辞也，置王于春正之间，非日上奉天施而下正人，然后可以为王也云尔。
5 竹林:
今善善恶恶，好荣憎辱，非人能自生，此天施之在人者也。
君子以天施之在人者听之，则丑父弗忠也。
天施之在人者，使人有廉耻。
有廉耻者，不生于大辱。
大辱莫甚于去南面之位而束获为虏也。
曾子曰：“辱若可避，避之而已。
及其不可避，君子视死如归。
”谓如顷公者也。
6 竹林:
《春秋》曰：“郑伐许。
”奚恶于郑而夷狄之也？曰：卫侯卒，郑师侵之，是伐丧也。
郑与诸侯盟于蜀，以盟而归，诸侯于是伐许，是叛盟也。
伐丧无义，叛盟无信，无信无义，故大恶之。
问者曰：“是君死，其子未逾年，有称伯不子，法辞其罪何？曰：先王之制，有大丧者，三年不呼其门，顺其志之不在事也。
《书》云：“高宗谅暗，三年不言。
”居丧之义也。
今纵不能如是，奈何其父卒未逾年即以丧举兵也。
《春秋》以薄恩，且施失其子心，故不复得称子，谓之郑伯，以辱之也。
且其先君襄公伐丧叛盟，得罪诸侯，诸侯怒之未解，恶之未已。
继其业者，宜务善以覆之，父伐人丧，子以丧伐人，父加不义于人，子施失恩于亲，以犯中国，是父负故恶于前，己起大恶于后。
诸侯果怒而憎之，率而俱到，谋共击之。
郑乃恐惧，去楚而成虫牢之盟是也。
楚与中国侠而击之，郑罢疲危亡，终身愁辜。
无义而败，由轻心然。
孔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
”知其为得失之大也，故敬而慎之。
今郑伯既无子恩，又不熟计，举兵不当，被患不穷，自取之也。
是以生不得称子，去其义也
死不得书葬，见其穷也。
有国者视此。
行身不放义，同事不审时，兴事不审时，其何如此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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