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好,欢迎访问全国教育考试教材网
商品分类

采访|金光耀回忆曹景行:首先他是一个学者,这是他的底色。

澎湃新闻记者 徐萧

2022年2月11日凌晨,知名媒体人曹景行在上海病逝,享年75岁。

媒体人,是曹景行身上最突出的身份,也是这两日报道和纪念文章中谈及最多的。但在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金光耀看来,曹景行首先是个读书人,这是他的底色。家事国事事事关心下,他饱览群书,又使他成为一个胸怀天下的文化人。而做媒体,是他践行这两重身份、服务社会的具体方式。

“他人生中的每一个阶段的选择,都和他读书人的底色息息相关。”金光耀说道。

金光耀和曹景行交往长达四十余年,两人有着深厚的情谊。他们不仅是大学同学、室友,还是在同一农场务农的知青。此外,两人毕业工作后,虽然一在新闻媒体行业,一在高校历史专业,但仍然保持了密切的交流,在口述史领域,还进行过深入合作。

2月12日上午,金光耀对澎湃新闻记者深情回忆了曹景行的下乡、读书岁月。在他看来,这两段经历,为曹景行日后在新闻媒体行业驰骋,打下了坚实基础。

2020年10月,曹景行到复旦大学做节目。这也是他最后一次回母校。图片由金光耀提供。

一地插队,一同高考,一起体检不及格被刷下来

1971年,刚刚初中毕业的金光耀响应号召,自愿上山下乡,前往安徽黄山茶林场务农。在那里,曹景行已经待了三年,工作内容从扛木头、挑担子、种水稻,到下车间。

“从春至夏的农忙日子,每个早上,天还没亮,就被广播喇叭惊醒,天黑好久才收工回到宿舍,瘫在床上就起不来,常常连洗把脸的力气都没有了,沉睡不了几个小时,又被广播喇叭惊醒。一个星期七天,连续几个星期没有一天的休息。” 在为《知青部落》一书撰写的文章中,曹景行曾这样描述那段岁月。

金光耀共享了这样的经验:早上6点半起床,7点出工,中午有人把饭送到田头,他们就在外面吃完再干活。下午5点下班,吃饭、洗漱完已经是晚上七八点了。

不过在茶林场,金光耀和曹景行并没有太多交往,“互相了解,但不是很熟”,反而是和成为曹景行妻子的蔡金莲接触较多,因为蔡金莲当时是场部政宣组长。

1978年,黄山茶林场考上大学的知青离开农场时,与场领导的合影。金光耀(第三排右四)、曹景行(第二排右三)、蔡金莲(第一排右三),三人都被复旦大学录取。图片由金光耀提供。

直到1977年10月21日,收音机里播放的一条新闻,改变了两人的命运,也改变了上百万甚至千万人的命运。那一天,中国决定恢复高考。

恢复高考的消息,让金光耀看到了希望。曹景行当然也很激动,但相对“淡然”了许多,没有把考大学当成改变命运的机会,而是觉得,有个读书机会就试一下。

但是他们也都抓紧一切时间进行复习准备。那时,曹景行已经是一个农机厂厂长,每天忙到晚上10点以后,在蚊帐里看一两个小时书。金光耀白天干活间隙,和一同备考的人聚在一起,互相提问。晚上10点熄灯后,在油灯底下继续复习到很晚。就这么复习了一个月,俩人都过了分数线,拿到了体检的资格。

冰天雪地里,他们坐着大客车去县城体检。医生问曹景行一年来得过什么病,他很老实地说得过肝炎,“一个不及格图章就上去了。”金光耀则是因为血压稍微高了一点,也被挤了出去。

“我身体算是很好的,力气大又强壮,从来没想过自己会有高血压,也压根儿就没有血压的概念。” 金光耀也不是很明白,干重体力活都没问题,为什么脑力劳动就不行了。

实际上,77级报考人数之多,是远超预期的,相关部门不得已通过初试、体检等关卡重重筛选,严格到无以复加。尽管这样,录取率之低仍是难以想象的。

不过第二次的机会很快到来。1978年9月,曹景行、金光耀、蔡金莲收到了复旦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曹、金被历史系录取,蔡则是进了化学系。

“我们都想报理科,大家都觉得,学文科还是有点风险的,都想避开。”曹景行觉得来不及复习理化,只好报文科了。“文科中,曹景行对历史学比较认同,觉得以后无论做什么,历史都是最基础的。我呢,只有小学五年级的水平,考理科不现实,想着有学上就行,就看分数上哪个最有可能,就报了哪个。”金光耀说。

曹景行曾表示,从茶林场到大学的旅途,是一次“爬坡”,也是一次成长。通过高考,这批年轻人走上了另一条人生道路。“如果邓小平不是在那个时间复出,如果座谈会直到最后一天都没有人提出改革考试制度,如果没有这么多的偶然性,我们的人生就会完全不同。”

“我们这些读大学的,真的是很幸运很幸运。正好时代给了这个机会,我们抓住了这个机会。如果没有抓住,真的不敢想。”回忆往昔,金光耀充满感慨。

开玩笑叫他“老狗”,实际是读书典范

1978年高考,黄山茶林场有十多个上海知青考上了大学,考到复旦大学的只有他们仨。巧的是,到学校报到、搬进宿舍后,金光耀发现,又和曹景行分到了一起。

那年,曹景行已经31岁了,是班上年纪最大的那一拨,同一宿舍的张国伟,就比他小了十多岁。所以大家都叫他“老曹”,调皮的背后还会叫“老家伙”。

“还有一个,大家开玩笑时还会叫他‘老狗’,因为学英语了,从‘old dog’那来的。”金光耀说道。

玩笑归玩笑,同学们对曹景行实际上是十分敬佩的。一来曹景行是老大哥,又是班长,对大家十分关心照顾,二来他的知识、经验、视野,在同学们当中出类拔萃,大家对他真有点如其名字一样,“景行行止”。

他们这批从农场过来的学生,当时都有工资。曹景行每月从农场能领到40余元工资,是同学眼中的“富豪”。扣除掉吃饭和家用的开销,结余20多元,曹景行全部用来买书。

金光耀还记得,因为顺路,所以领工资的任务就由他来承担。很多时候,他骑着曹景行的自行车,到虹口区溧阳路的茶林场驻上海办事处领来三个人的工资,先到南京西路曹家,再回到静安寺自己家。

有钱买书,当然也得会买会读,曹景行就属于会买会读的。他是“老高中生”,因为家学缘故,得以阅读大量书籍。在茶林场,“可以看的书都看光了”,他就读《毛选》《马列选集》,很多知识都是从里面的注释学到的。所以曹景行的起点,不是一般同学可比的,很多书其他同学刚接触,可他早就读完了。

“我们入学以后,教科书是翦伯赞的《中国史纲要》、郭沫若的《中国史稿》,想更进一步,就读范文澜的《中国通史》,曹景行都读完了。”在金光耀看来,那时候曹景行读书,是有自己的节奏和方法的,有意识地系统阅读原典,“从前四史开始,然后是《通鉴》。”

所以曹景行说什么书好,同学们就跟着去买,用张国伟的话,简直是“指哪打哪”。入学不久,曹景行买了20本《资治通鉴》,几乎天天手不释卷。张国伟“也依葫芦画瓢,特地赶到福州路上海书店,花三十块钱背回了整套《资治通鉴》”。金光耀觉得太贵,但也确实觉得好,就买了三册《通鉴纪事本末》,“便宜一点,但也算和《通鉴》挂上钩了吧。”

很快金光耀发现,跟着曹景行读书是不容易的,一来他阅读速度快,二来自己要补的东西太多,很多文学名著都没看过,而且像《伤痕》这样轰动一时的新作品,让他们趋之若鹜。

“景行行止”的另一个例子是他爱听古典音乐,常常在宿舍一边看书,一边听。久而久之,宿舍里很多同学也都爱上了交响乐。后来同样成为资深媒体人的张国伟回忆,1979年3月,小泽征尔率领美国波士顿交响乐团来沪演出,“那天晚上,我们几个同学哪儿也不去,就守着一台破收音机,欣赏实况转播。后来我们毕业了,都成了交响乐迷,常常在音乐厅里不期而遇。”

学英语也是。入学复旦前,曹景行花半个月时间,又重读了自己的中学英语课本,这让他在入学后的英语摸底考试中,成为全班仅有的两个拿到60分以上分数的人,可以免修基础班,直接上专业英语。

尽管基础好一些,但英语对曹景行一样是巨大的挑战。他依然有自己的方法:不要像其他人一样去学语法,而是先啃下了《英汉小辞典》,接着就直接去读原版的韦尔斯《世界史纲》。在他的影响下,寝室其他人也都去找《世界史纲》,但是图书馆就那么几本。金光耀实在找不到,曹景行就跟他说,“随便找一本通史,不管是啥,从头翻到底,对你都是有帮助的。”这样做了后,金光耀发现自己的英语水平确实上升了。

读书机会来之不易,所以那时的学生都很珍惜。张国伟说,班里50个同学,每个人都埋头读书,只有晚上10点熄灯后没办法,就开“卧谈会”,“其他时间几乎都在看书,就连洗脚时也在看书。”

“在农村荒废了十年,大学四年,我除了读书,没有别的想法。”曹景行曾表示。所以尽管是班长,除了必须要组织的活动外,他从不主动举办活动,自己也不参加社团,不参与外界的活动。就这样,四年时间,他比学校要求的多修了五十几个学分的课程,比如国际政治、世界经济之类的。

曹景行自己也曾说,大学时候积累的知识,对其日后做新闻很有用,做新闻评论的底子,都是在大学时打下的。“如果当时只是读单一的专业,知识面就比较狭窄了。”

媒体人、文化人,底色是读书人

大学毕业后,曹景行进入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从事美国和亚太经济现状研究。后到香港,先后任《亚洲周刊》副总编辑、《明报》主笔、《中天新闻频道》总编辑、凤凰资讯台副台长兼言论部总监,主持了《时事开讲》《口述历史》等节目。

金光耀本来也想做编辑、记者这样的文字服务性工作,但被分配到上海市化工局党校,很不愿意,立即决定考研。1983年,他考上了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硕士研究生,师从余子道研究中国近代史,硕士论文做的是陈纳德与美国空军。硕士毕业后留在了校历史系任教,自此走上了学术之路。

尽管两人毕业后的发展道路不同,但因为舍友加同一农场知青,曹景行可能是同学中,金光耀联系最为密切的。金光耀硕士论文要做陈纳德与美国空军,与他交换意见,曹景行就觉得这个选题很好。

2001年秋天,当年在安徽黄山茶林场插队的人碰在一起,讨论着要为农场编一本集子,记录下来那个时代的历史。这项任务就交给金光耀和朱政惠这两个做历史的人。集子编纂过程中间,曹景行也积极参加讨论。最后,《知青部落:黄山脚下的一万个上海知青》以照片集的形式于2004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曹景行特意撰写了文章。

后期,曹景行从香港回到上海后,两人见面增多,还一起做起了口述史,在复旦大学成立了口述历史研究中心,曹景行和金光耀担任双主任。2008年,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他们共同策划主持的上海改革开放口述史《亲历》出版。

“他先是做纸媒,后来又去做电视,兜兜转转,最终又落脚在了历史这块。”在金光耀看来,历史与新闻关系密切,“新闻就是以后的历史嘛”,而曹景行做新闻,始终带着历史眼光,“会比没有(这种眼光)的要深入一些。”

2020年7月25日,曹景行和金光耀做客大夏读书会·丽宝系列讲座,围绕难忘的青春岁月,以“1978·青春爬坡——从茶场到大学”为主题做了个活动。本来要做五期,但因为曹景行身体状况不佳,最终没能继续下去。

2020年7月,曹景行、金光耀做客大夏读书会·丽宝系列讲座。

病中,金光耀几次去家中看望曹景行,“今年年初一我去看他,当时他感觉还可以,我也觉得他(状态)还可以。聊了一个多小时,我还说你以前帮人家做口述,现在我帮你做,过一段时间,等你感觉再好点时,我带学生一起来,把你讲的这些做一个口述记录。他听着点头微笑。”谈及这次最后的见面,金光耀很是唏嘘,“还是很突然。”

尽管这两日新闻报道和纪念文章,都更多着眼于曹景行的媒体人身份,但在金光耀眼里,曹景行首先是一个读书人,“一个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读书人,一个求知欲特别旺盛,什么书都想读,什么知识都要吸收的读书人。”

“然后读了这么多书,所以他书卷气很浓重,胸怀很宽广,兴趣也很广泛,从这意义上讲,他是一个文化人。”金光耀说,在这个基础上,做新闻媒体,成为他实践这两重身份、服务社会的具体方式。

“他人生不同阶段,每一次的选择,都跟他读书人的身份息息相关。这是他的底色。”金光耀说道。

责任编辑:程娱

校对:丁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