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的哲学家
18世纪的一位哲学家如何解决我中年的危机2006年，我50岁。
我正在崩溃。
在那之前，我知道我是谁。 是个非常幸运幸福的女人，充满了超乎常识的活力，每天都很高兴。
我知道职业上的自己。
我16岁的时候，已经发现了认知科学和分析哲学，很快我就知道它们可以给我想要过的那种意志坚定而严谨的智力生活。
我25岁时获得博士学位，成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心理学和哲学教授。
我也知道作为个人的自己。
首先，我喜欢男人。
虽然我不漂亮，但吸引异性、调情一直是我生活的重要部分。
我最亲密的朋友和同事都是男人。
但是，最重要的是，我是母亲。
我23岁的时候生了儿子，之后几年又成了两个人。
对我来说，养育孩子是我经历中最富有智趣和道德深度，也是最幸福的事。
我同样好的男人结婚很久了。 他和我一样参与照顾孩子。
我们最小的儿子马上就要上大学了。
我能组合这些不同的角色，是另一个好运气。
我一生的工作证明了科学和哲学对孩子有多重要。 我在我的办公室加了围栏，即使孩子很久以前就不能用它了。
孩子一直是我生活和工作的3354工作奠定了我身份——的中心。
然后，突然，我完全不知道我是谁。
我的孩子已经长大了，我的婚姻已经崩溃，我决定离开。
我离开了教授住的大房子，在那里带着我们的孩子去过。
在摇晃的老房子里租了房间，第一次一个人住了。 充满了罪恶感和不安、希望和兴奋。
我爱上了——名女性。 这出乎我的意料，我们谈到了一起开始新生活。
在那之后，我的恋人结束了它。
喜悦会消失，悲伤会代替。
我选择了新的空间。 是因为褪色的庄严。 黑橡木横梁和嵌板，集中供热的烟灰代替壁炉。
但是在加州北部，你不知道多雨的冬天有多黑暗多冷。
我曾经像哄我孩子一样强迫我吃饭，两个月后瘦了20斤。
号啕大哭之后，我每天测量着几个小时过去了。
我不能工作。
家庭破裂后，一想到孩子们就受不了。
我已经获得了数百万美元的资金来研究儿童学习的计算模型，准备签订合同，写一本关于儿童哲学的书，但是每次经过游乐园都会流泪。 更不用说为三岁的孩子设计实验，写父母爱的道德意义了。
我定义了我的一切都消失了。
我不再是科学家、哲学家、妻子、母亲和恋人。
医生给我开了百忧解、瑜伽、冥想。
我讨厌百忧解。
瑜伽也不好。
但是冥想似乎很有用。 至少很有趣。
事实上，研究冥想似乎和实际进行的一样有用。
它从哪里来？ 为什么会有效果呢？
我一直对佛教很好奇，但作为坚定的无神论者，我怀疑任何宗教。
而到了50岁成为双性恋和佛教徒，则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期，更像是伯克利成人仪式，更像是北加州苍老犹太学院女性的标准成人仪式。
但是，我开始学习佛教哲学了。
在1734年的苏格兰，23岁的年轻人也在崩溃。
作为一个少年，他不自觉地觉得他瞥见了新的思想和生活方式，从那以后，他一直努力去解决它，通过伟大的书籍把它传达给别人。
这种努力使他发疯了。
他的心怦怦地跳，胃波动着。
他无法集中注意力。
最重要的是，他不能自己写他的书。
他的医生诊断为抑郁症、精神虚弱以及“学问病”。
今天，我们对此有不同的术语，但没有更深入的了解。 我们说他得了焦虑症和抑郁症。
医生叫他不要读这么多书，开了抗痫药，要他骑马，喝红酒——。 这是当时的百忧解、瑜伽、冥想。
这个年轻人的名字是大卫休谟。
不知怎的，在未来三年中，他不仅成功康复，还写成了他的书。
更引人注目的是，它竟然是哲学史上伟大的一本书： 《人性论》 。
在他的论文中，休谟拒绝了传统宗教和哲学对人性的描述。
相反，他把牛顿作为一个模型，并宣布了他在观察和实验基础上发现的心灵新科学。
这一新科学引导出他激进的新结论。
他认为，没有灵魂，没有连贯的自我，没有“我”。
“当我最亲密无间地进入我所谓的自己，”他在论著中写道，“我一直跌落于某些特定或其它的感觉，或热或冷，或光或影，或爱或恨，或苦或乐。
在任何时刻，我从未能发现自己没有知觉，并且从未观察到除了感觉之外的任何东西。
”
休谟一直是我的偶像之一。
从读本科起，我就知晓并喜爱他的著作。
在我自己的学术论文里我像休谟一样论辩说，连贯的自我是一种错觉。
我的研究已经使我确信，我们的自我是我们所构建而非发现的。
我发现，我们小时候，不会将目前的“我”和过去的“我”、未来的“我”相联系。
我们习得自己是谁。
休谟之前，哲学家已经探索到了支撑我们日常经验的形而上学的基础，即一个万能的神或我们的头脑之外的超越现实。
但休谟瓦解了这一切。
他认为，如果你很难看清你认为自己知道的一切，那么这基础就崩溃。
至少，笛卡尔说过，你总是知道你自己的存在，但休谟甚至拒绝这一前提。
休谟阐明了一个彻底的、令人眼花缭乱的、存在性质的怀疑。
在论文中，他报告说，当他自己第一次面对这些怀疑时，他吓住了——他感到“惊恐，不知所措”。
它们让他觉得像是些“有些奇怪的粗鲁的怪物”，难怪他要向医生求助。
但此处有休谟真正伟大的想法：最终，形而上学的基础并不重要。
经验本身就足够了。
你放弃上帝或“现实”，甚至是“我”的时候有何损失？月亮还是一样明亮；你仍然可以预测到下跌的眼镜会碎掉，你仍然可以采取行动，抓住它；他人痛苦时，你仍然可以感到共情。
科学和工作与道德都没有变。
怀疑危机后继续下棋游戏，休谟写道，这游戏还是老样子。
事实上，如果你让自己这样想，你的生活实际上可能变得更好。
放弃对死后生活的预期，最终才能真正体会此生。
放弃形而上学，你可以专注于物理世界。
放弃你认为自身宝贵、独特、不可替代的想法，你实际上可能更同情别人。
休谟是怎么得出这些想法，如此深刻地与他那个时代的西方哲学和宗教产生分歧的？是什么使得这个神经质的长老派小少年，成为欧洲启蒙运动的伟大创始人？
在我破旧的房间里，自从我读起了佛教哲学，我开始注意到之前未曾注意的东西。
一些佛教哲学的观念听起来很像我读到休谟的论述。
但是，这太疯狂了。
在1730年代的欧洲，可以肯定几乎没人知道佛教哲学。
不过，只要我读，就一直能找到相似之处。
佛陀怀疑一个万能的、仁慈的神的存在。
在他关于“空”的学说里，他认为我们没有真正的证据证明外部世界的存在。
他说，我们的自我意识同样是一种错觉。
佛教圣人那先比丘阐述了这一想法。
他说，自我就像是一辆战车。
战车没有超越性本质；它只是轮子、框架和手柄的集合。
同样，自我也没有超越性的本质；它只是观念和情感的集合。
“在任何时刻，我从未能发现自己没有知觉。
”
对我来说，这听起来肯定像佛教哲学——只是，休谟当然不可能知道任何佛教哲学。
或者，他知道？
我陷入了一种新的生活规律。
不是去治疗，而是沉浸在二手书店的神学架子中，每晚孤独地阅读。
我会坐在我的大壁炉边，让一个木屑块闷烧，裹在羽绒被里，细细了解佛教。
我发现，在1730年代，至少有一个欧洲人，不仅知道佛教，而且研究过佛教哲学多年。
他的名字叫伊波利托德思德里，他在西藏当过传教士。
1728年，就在休谟写出《人性论》 之前，德思德里完成了他的书，这是20世纪以前欧洲人对佛教哲学最完整、最准确的描述。
美中不足的是，它没有发表。
如果没有梵蒂冈的批准，天主教传教士不能发表任何东西——那里的官员声明德思德里的书不能发表。
这份手稿于是消失在教会的档案里。
我还是没法去想或写孩子的事，但也许我可以写写休谟和佛教，并将德思德里当作一种侥幸——一个他们中间失去的连接。
我查询了欧内斯特莫斯内那本经典的休谟传记。
休谟写《人性论》 时，住在一个叫拉弗雷切的法国小镇里，距巴黎西南部160英里。
莫斯内说，休谟住在拉弗雷切乡下，可能是因为那里生活便宜。
但他也提到，拉弗雷切是耶稣会皇家学院所在地。
因此，休谟写作《人性论》 的时候，住在法国耶稣会学校附近。
对我要写的文章来说，这是一个有趣的巧合。
但是，这并没有将他和德思德里联系起来，这自然是因为他生活在罗马和西藏。
当我搜索伯克利分校的图书馆数据库时，我发现数以百计的书籍和数以千计的文章能读到大卫休谟，但只有两条和伊波利托德思德里有关：一篇文章和一篇被大量删节的1932年英译著作。
文章曾于1986年发表在孟买一个不起眼的杂志Indica上，我不得不把它从其他储存分馆中运来，在那里数以百万计的伯克利分校的馆藏图书和文章无人阅读。
自从我的恋情结束，我曾经每天睡觉前都害怕第二天到来。
但是现在我发现自己竟然期待明天，期待书本到达。
它概括了我以前读过的大部分内容。
但作者，一个叫作卢西亚诺伯戴克的意大利人，提到他曾经手编辑了1952年收集的传教士文件《西藏和尼泊尔的意大利传教士》 ，并且加入了一些德思德里的手稿。
而且，在后文中，他为我提供了一个有趣的新细节。
“1727年1月，”伯戴克写道，“他离开印度，再一次登上法国的船，抵达巴黎。
”
德思德里借道法国回到罗马——又一个有趣的巧合。
删节的德思德里译本只能在善本室阅读，因此我第二天去了那里。
这是一本美丽的书，装饰有红色大写字母、雄伟的佛像照片，以及宁静的喜马拉雅河谷。
我急切地开始阅读。
我一直痴迷地、反复地、徒劳地试图知道我是谁，如果没有工作或爱情或子女需要照顾，我会做什么。
这就像各种参数拒绝结论，却要给出一个观点，或分析没有意义的数据集合一样。
但是，如果我不能把自己搞明白，我决定，至少还可以揣摩德思德里，所以我在他的书、他的生活里迷失了自己。
这是一个很棒的故事。
德思德里在20多岁时，就构思自己的宏伟计划：让印度人改信天主教。
1716年，他成为第一个去拉萨并生活在那里的欧洲人。
他富有激情、情绪化，而且容易被激怒。
他也很有好奇心、勇敢，令人难以置信的坚韧。
在早期写于去西藏路上的信中，他写道，他觉得自己好像被撕裂了。
“甜美多情的暴力把我的整个心脏拽到那灵魂的伟大永劫，这让神圣威严的神愉悦，”他写道，“而同时，我的脚用最快的速度赶往其他地方。
”任何事情，他都以剧烈的强度来做。
1712年，德思德里从罗马航行到印度。
1714年，他开始从德里横跨喜马拉雅山脉，长途跋涉18个月到了拉萨。
他睡在地上，在雪里，并努力避免患上雪盲和冻伤。
他差点从摇摇欲坠的藤绳桥上跌落，下面是一条湍急的河流。
为了穿越拉达克沙漠，他加入了一个鞑靼公主的车马队伍，每个晚上在她的帐篷中争论神学。
当他终于达到拉萨，国王和喇嘛热情地欢迎了他，在他宣布他本人是一个喇嘛，并打算将他们全部改信天主教时，他们的热情并未消减。
在这种情况下，国王建议，他学习下佛教挺不错。
如果他真正理解了佛教后，仍然可以说服西藏人天主教更好，那么他们当然会改宗。
德思德里接受了这个挑战。
接下来五年，他在环绕拉萨的佛教寺院修行。
这些寺庙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学术机构之一。
德思德里开始参加他们12年之久的神学和哲学课程。
他用藏族诗歌创作了一系列基督教小册子，优美地写在大藏库的卷轴上，文字典雅，刻工讲究，呈给了国王。
但他的计划被战争粗暴地打断。
附近王国的一支军队入侵，废弃了拉萨城，并谋杀了国王，然后这支军队本身又被中国军队击败。
德思德里退避到了更偏远的修道院。
他继续写他的基督教小册子，并掌握了佛教的基本文本。
他还将伟大的佛教哲学家宗喀巴的著作翻译成意大利语。
在他的书中，德思德里介绍了藏传佛教伟大而准确的细节，尤其是在一册名为《在西藏观察到的虚假和奇特的宗教》 中，他解释了空、果报、轮回以及冥想，同时他也谈论佛教对自我的拒绝。
很难想象德思德里对自己是谁是如何保持感知的。
他花了所有的时间，以另一种语言阅读、写作和思考另一种宗教。
当我读他书的时候，我能感觉到他留住传教士身份的信念，他沉浸在“虚假的和奇特的宗教”中，并与从事这个宗教的人过从甚密。
德思德里克服了喜马拉雅的暴风雪、山洪和战争。
但是，官僚内讧最后把他打倒了。
传教士中的竞争对手——天主教嘉布遣会正与耶稣会竞争福音地盘，他们宣布西藏为他们所有。
耶稣会的负责人米开朗基罗坦布里尼责令德思德里立即返回欧洲，直到领土争端得以解决。
这封信花了两年直到1721年才抵达西藏，收到后，德思德里别无选择，他不得不离开。
米开朗基罗坦布里尼
他花了接下来的11年写作并改写了他的书，并绝望地呼吁梵蒂冈让他返回西藏。
很明显，那里已经成为他感受自我的唯一地方。
1732年，当局终于作了裁定，结果有利于嘉布遣会。
他的书将不能发表，他可能再也回不了西藏了。
四个月后，德思德里去世。
在德思德里著作接近结尾之处，一个句子令我跓足。
“我经过拉弗雷切城，”他写道，“并于9月4日抵达勒芒市。
”
拉弗雷切？休谟曾经住过的地方？我发出了惊讶的叫声。
习惯了善本室顿悟者的图书馆员，微笑看着我。
我走到一间咖啡厅，狼吞虎咽吃了一份三明治，反思了这个新发现。
这其中莫非有什么关联？
德思德里英译本有所删节。
我能在意大利语书中找到伯戴克在他的文章里所描述的更多传教士的文件吗？这七卷1952年的《西藏和尼泊尔的意大利传教士》 ，从未翻译或重印过，明天它就要从存储分馆过来了。
我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