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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9年，日本横滨梁启超创作的《清议报》中突然出现了许多奇怪的等式，并且出现了非常神秘的词语：
平等万化，代数方程式也； 只要生而不灭都是平等的，生而不灭都是平等的，生而不灭都是平等的。
这句“不生不灭”，大家在佛经里都听过，这句话用数学公式写的话，让人觉得很可疑。
这篇奇怪的文章出自《仁学》这本书。 他的作者谭嗣同于前一年被清王朝杀害了。 为了纪念死去的老朋友，梁启超开始在报纸上刊登《仁学》全文。
首先是这本书的世界观。 听着很可疑。
天地万物都说是由一个叫“以太”的小粒子构成的。
这个“以太网”非常不可思议，世界上很多学说都各自观察到它的存在。
因为儒学叫“仁”，“仁是天地万物之源”，佛学叫“慈悲”，基督教叫“灵魂”。
其实现在你可以看到，这个词把物理学中的分子、原子和哲学、宗教界的“本源”混淆了。
但当时，大部分人要么只学四书五经、佛道典籍，要么只学西方科学，大家对这一“跨学科”的分析都感到十分新鲜。
在记载中，大家注意到这本书的内容越来越刺激了。
第33章，该书原激怒了清统治者，称“奇渥温，爱新觉罗诸贱类异类”通过凶狠的暴力奴役了中国。
他还吐槽说，这本书“誓杀天下君主，血在地球上，以泄万民之愤”，儒家学说是一只辣子鸡，“地球上任何一个国家，读宋明腐儒的书，都是人间地狱”。
寿终正寝了！ 即使是当时提倡推翻清政府的革命党，也不敢这样向一切古老文化开枪。
为什么维新派会说这样的话呢？
看了梁启超发表的文章后，康有为吓得马上找到自己的学生，要求毁掉这篇稿子。 恐怕这件事会损害他们保皇派的名声。
但是，这本书最终被几家报纸分开刊登并保留下来。
小说《三体》中有一个叫迈克埃文斯的角色。
他出身于富二代，但不贪图享乐，反而非常痛恨富贵阶层的虚伪。
他不仅担心人类和地球上其他物种的命运，而且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不惜倾家荡产。
而在他的努力失败后，把希望寄托在三体的人身上，牺牲自己也在所不惜。
在追求出身、性格、理想的做法上，谭嗣同与埃文斯很相似，也很相似可悲的结局。
但是，他们的思想带来的影响又不一样。
今天，我们来谈谈“中国的埃文斯”之类的故事。
单从家世来说，谭嗣同和埃文斯八分相似。
埃文斯的父亲是石油大亨，谭嗣同的父亲谭继洵从小就作为高中进士成为京官，一步步成为封疆大吏。
因此，谭嗣同刚出生就获得了北京户口，成为上流阶层子女的一员。
在晚清，大官儿不嫖妓抽烟，太不像话了，偏偏谭嗣同没有染上这些恶习。
因为他有一个好妈妈。
谭嗣同的母亲到底贤惠到了什么程度？
谭嗣同当时在附近的补习班上学，补习班的老师有一天对谭嗣同说：“你家的老佣人真是太辛苦了，我一次又一次听到你家还在纺纱的声音。
”
谭嗣同说：“那是妈妈。”
老师吓了一跳，你爸爸当大官十多年了，你妈妈需要自己织布吗？
但令人遗憾的是，谭嗣同12岁那年，北京爆发白喉疫情，谭嗣同的姐姐、母亲和哥哥，以及谭嗣同自己都感染了。
此后，母亲、哥哥和姐姐病死，谭嗣同昏迷了三天三夜，奇迹般地活着。
父亲为他取了个“复活”字。
但是，鬼门之后的生活也一点都不幸福。
母亲去世后，父亲疼爱的母亲对谭嗣同很刻薄，经常虐待和辱骂。 所以谭嗣同小时候，在家里谁也不疼我。
为了排遣这份痛苦，谭嗣同潜心学习，并从小成为有名的神童。 父亲期待他给他起个金榜的名字，早点和自己一样成为大官。
但慢慢地，父亲发现，虽然自己的儿子很聪明，确实不爱玩耍，但他的问题比吃喝拉撒要严重得多。
四书五经埋头于佛学和道教的研究，更让人头疼的是，他还热衷于练武，和王正谊这个江湖好汉结为忘年会，学习剑术和刀法。
这位王正谊，后来被称为“大刀王五”。
如果其他官员的儿子这么混，在家里被打了几下就平息了。
但谭嗣同钻了父亲工作的空子。
1877年，谭继洵赴甘肃赴任。 谭嗣同跟随父亲从长沙、汉水前往襄阳，经洛阳到函谷关，从潼关到甘肃。
因为舟车劳顿，父亲不顾谭嗣子读书，有了见证中国苦难的机会。 他路过的华北大旱，瘟疫夺去了谭家好几个随从的生命。
到了西北，父亲送他去新疆刘锦棠将军那里学习处理政事，谭嗣同有机会到处走走。
他曾连续十天和官兵们骑马巡视边境，从20岁到30岁这10年，他利用各地科举考试的机会去参观，结交了各种各样的朋友。
谭嗣同的足迹遍布直隶、新疆、甘肃、陕西、河南、湖南、湖北、江苏、安徽、浙江、台湾，所过之地，合计路程8万余里。
在《北游访学记》 里，谭嗣同回忆在甲午战争时，清军中叫钱尺岑的幕僚，亲眼看到地方官驱赶沈阳的灾民，反倒是日军收留了他们，给了他们饭吃。
结果一伙刚败给日军的清兵，为了掩饰自己打了败仗，就大肆屠杀这些吃了日军粮食的百姓，把他们的人头拿去请功。
这一惨状让谭嗣同气得大骂：“幸而中国之兵不强”，假如这些官兵有列强陆海军的实力，那不仅要祸害我们的百姓，可能连其他人种都要被他们杀光了。
在南京时，谭嗣同偶遇了一个叫王韬的人，这人曾经给太平天国上书效力，是个名副其实的“反贼”。
他跟谭嗣同讲了太平天国的革命壮举，然后指着满目疮痍的南京城告诉谭嗣同，这座曾经的六朝古都，就是因为清兵的屠戮变成现在这样的！
对老百姓残忍的清政府，在对外却又极其愚昧软弱。
当朝军机大臣刚毅力主卖国，说出了那句经典的“宁与友邦，勿予家奴”。
这些人对慈禧挪用军费修颐和园不闻不问，可当爱国将领吴大澄为了练出能抵抗外敌的强军，申请用实弹训练，居然被满清高官说成“浪费”，把吴大澄给开除了。
伊文斯是看到农民砍掉自己辛辛苦苦栽种的树林，对人类感到了绝望，而谭嗣同看着这么多自己同胞的惨剧，对朝廷、对封建礼教，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失望，就更是百倍于伊文斯了。
残酷的现实让谭嗣同意识到，这个国家已经烂透了，根子就在自己所处的权贵阶层上，只有把这些人连根拔起，才能治好这个国家的病。
谭嗣同意识到国家出了问题，和伊文斯找到梦想的路径类似。
伊文斯是看到父亲公司的油轮污染了海面，自己和其他人忙了一整天，还是没能救活那些海鸟，开始学习生物，提出了“物种共产主义”。
就像伊文斯是在叶文洁提到三体后顿悟一样，谭嗣同的思路被打开，也始于一次观察太空。
谭嗣同有个喜好科学的朋友杨仁山，他把谭嗣同引到庭院里一个巨大的西洋仪器旁，让他通过上面的小孔往天上看。
这个仪器叫天文望远镜，肉眼看着黑暗无垠的银河，在镜头里却飞光流彩。
杨仁山告诉谭嗣同，我们生活的世界是在一个叫“地球”的球体上，宇宙里有无数这样的球体，西方科学称为“星球”。
你在镜头看到那个混混沌沌的圆形，是太空中另一个星球，名叫火星，上面的斑点是起伏的山脉。
杨仁山又给谭嗣同看了一个叫“显微镜”的新奇玩意，同样是镜头，刚刚那个看的是宏大的外太空，而在这个镜头里，只有芝麻大小的蚂蚁忽然变得有猛虎般大，就连腿上的毛须也纤毫毕现。
即使是谭嗣同这样喜欢读杂书的人，也被眼前见所未见、想所未想的奇幻景象惊呆了。
这一天，世界在谭嗣同面前翻开了全新的一页。
从浩浩苍穹到地球上的一只蚂蚁，大家习以为常的东西里，居然藏着还有如此多奥妙之处！
谭嗣同的思绪在广袤无垠的太空中遨游，一道闪电在脑海中划过，自己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终于有了答案：
造出这些器物的西方人，仅仅是知道了这些奥妙的一小部分，就已经富国强兵了，可以欺负我们了。
而我们中国人口比他们多几十倍，要是把皓首穷经的精力全放在研究科学和新思想上，那我们会创造多么震撼人心的奇迹？
1895年，谭嗣同先在浏阳老家办起了“算学社”，给大家传授基础的数学知识，同时还开设地理、历史课程。
第二年，他又和梁启超一同办起了传授新学的“湖南时务学堂”。
最初，伊文斯大老远地跑到中国来种树，保护鸟类，一度当上了县里的造林模范。
谭嗣同的行动，最早也得到了湖南官方的支持。
可没过多久，他们提倡新学的行动就触动了当地学阀的利益，他们推出一个叫叶德辉的土豪劣绅，成天收集时务学堂的言论等着向朝廷举报。
当时，时务学堂的学生会看一些维新派写的“伸张民权”的文章，有些维新派的报纸的年份不写“光绪XX年”，会写“孔子卒后XX年”。
这下事情大发了。
在封建年代，不用皇帝年号纪年被称为“修改正朔”，往大了说是谋反灭族的罪过，更何况这些学生成天批评朝廷，学校办了没多久，就被清政府强行解散了。
还有一件事情，也狠狠地打击了谭嗣同的书生气。
之前，谭嗣同和好朋友唐才常在湖南浏阳合办了一个锑矿，为组织现代化工厂生产原料。
可1895年浏阳全境内大旱，工人因为吃不上饭被迫停工。
当地一个叫刘福堂的地主，不仅串通12家大户抬高粮价，还准备偷偷把粮食卖到粮价更高的岳州去赚钱。
为了救浏阳的百姓，也为了让矿里早日复工，谭嗣同开始研究起怎么阻止地主把粮食卖出去。
靠着江湖朋友，谭嗣同先找到了运粮食的船帮，对方一听说谭大哥是要救浏阳乡亲在奔走，二话不说，马上表示自愿退还运费，不帮地主运粮。
船帮是搞定了，可谭嗣同一介白身，有啥权力查扣粮食呢？想来想去，谭嗣同最终还是选择了“以德服人”。
因为父亲的关系，谭嗣同和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大公子张权成了朋友，这次遇到事，他马上找来张权，请他调了十多个士兵，跟自己一起去找刘福堂。
到了刘福堂和那些大户的宴会门口，谭嗣同让小二报出总督公子和巡抚公子的名号，慌得刘福堂赶忙出来迎接。
谭嗣同看到刘福堂也不客气，他冷冷地扫了眼席上的美酒佳肴说：“浏阳大旱，饥鸿遍野，你等还有心情饮宴？我想将你们囤积的粮食全部按市价收购，请刘老爷行个方便。
”
一听谭嗣同语气不善，刘福堂等人就已经慌了，再看到他身后凶神恶煞的官兵已经堵住了门口，就知道今天不答应是不行了。
一番软磨硬泡后，这些地主只好按原价把粮食卖了出来，浏阳的灾民才算得救。
虽然事情总算办成了，但谭嗣同心里却不是滋味。
他陷入了和伊文斯一样的矛盾：
伊文斯痛恨自己父亲唯利是图，可他实现自己的理想时，却总是免不了用父亲攒下的万贯家财。
谭嗣同痛恨官场的捧高踩低，可如果这次他没有父亲的权势和身份，那是无论如何也救不了浏阳百姓和自己办的矿场的。
在伊文斯最绝望的时候，叶文洁告诉了伊文斯三体世界的存在，告诉了他还有一个可能，就是和万能的主联系，让他们来改变烂透了的人类。
而谭嗣同当时找到的“主”，则是西方的思想和科技。
第一次接叶文洁到审判日号的时候，伊文斯对他说，地球三体组织的理想是请三体文明改造人类文明，遏制人类的疯狂和邪恶，让地球再次成为一个和谐繁荣、没有罪恶的世界。
但是后来我们才知道，伊文斯压根就不是这么想的，从一开始他的想法就是让三体人彻底毁灭人类，他是一个降临派，却把自己伪装成拯救派，拉叶文洁进组织。
“我们不知道三体文明是什么样子，但知道人类。
”
就像伊文斯认为人类文明已经彻底堕落了，谭嗣同也激烈地认为，已经没有时间分辨中国文化的精华和糟粕了，干脆马上开始全盘西化，矫枉必须过正。
为此，谭嗣同决心用文章唤醒世人，这些文章集合成的小册子，就叫《仁学》 。
在书的开篇，谭嗣同把自己从佛教典籍、 《圣经》 和儒学里看到的理论总结起来，抛出了一个非常大胆的议论：
所有理论中的善和恶，都是关于变革与守旧的，变革是善，守旧是恶，“孔曰改过，佛曰忏悔，耶曰认罪，新之谓也”。
在正统儒生看来，最理想的社会是“恢复三代之治”，“人心不古”是骂人的话，可谭嗣同却说不改革、不求变通才是恶，简直要被骂狂妄了。
在《仁学》 的前半部分，谭嗣同主要是搞科普，给别人讲西方科学。
就像伊文斯提出的“物种共产主义”只有想法，没有系统逻辑一样，谭嗣同和当时的国人没有系统学过物理、化学，也不懂外语，所以谭嗣同总是借用其他理论解释问题，于是就有了开篇的“民科等式”。
比如当时还没有天文学里“宇宙”这个词，谭嗣同就借用了佛教里的“法界”指代自然现象界，将宇宙里星球绕着轨道运转，套用佛学的话解释为：
“凡得恒河沙数，成天河之星团，互相吸引不散去，是为一大千世界。
”
但在科普的过程中，谭嗣同把自然科学得到的知识，逐渐运用到了分析政治上。
比如他初步接触了原子和分子理论后，他突然意识到，就像分子结构到完整的物体一样，人类社会的宏观和微观部分也是相互联系的。
“由一身而有家、有国、有天下，而相维系不散去者，曰惟以太”
在早期西方科学里，“以太”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但又将个体组合成整体的一种东西，就像“国家”这个概念，是由千千万万个体的百姓组成一样。
顺着这个逻辑推导，那一个国家最重要的部分，应该是每一位百姓，不是某一家一姓的帝王！
当时朝廷内部有洋务派，主张学习西方技术巩固满清贵族的统治，但谭嗣同用整体观分析后得出了一个非常超前的结论：
制度和新技术是相辅相成的，中国不可能在引进先进技术后，还能保持原来的君主专制，要么是我们主动变法适应新技术，要么是新技术引入后，民众在发展中自下而上地推翻清王朝。
尽管谭嗣同没读过马克思主义，但他已经在无意间探索到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一条重要定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
作为封疆大吏的公子，居然产生了这种想法，不说诛九族，起码也是杀头抄家的罪过，可谭嗣同的思路一旦打开，就一发不可收拾了。
对皇帝，谭嗣同援引法国大革命的话说“誓杀尽天下君主，使流血满地球”。
对儒学，他就说连我们周边最穷的国家都说，地球上不管是啥国家，只要读儒学都是“人间地狱”。
对旧道德，谭嗣同的暴论即使放到今天都显得非常另类。
他说“三纲五常”里面，什么“君臣父子夫妻”的从属关系都是傻X。
皇帝我们可以推翻，在基督教里面父子都是上帝的孩子，所以大家应该以朋友相称，至于夫妻，就应该像兄弟一般相处。
谭嗣同对旧文化这么痛恨，也跟当时的环境有关。
自从儒学成为官方学说后，孔子的历代后人都被册封为“衍圣公”，孔家在谭嗣同那会早就成了欺压百姓的地主恶霸。
1904年，孔家后人敲锣打鼓把英国国王的画像“请”到府上，在山东被德国侵占后，他们又主动找到德国总督，再挂了副德皇画像，跟侵略者公开眉来眼去。
谭嗣同是如何一边痛恨侵略，痛恨满洲贵族、强调汉民族主义，一边力主全盘西化的呢？这点他倒是和伊文斯并不一样，他有一套现在看着很天真，但在当时却非常自洽的逻辑。
他认为当时的中华民族，已经被外族统治者摧残得失去了我们的优良传统，因此只能用西方的思想重新构建我们的精神。
在变法成功前，中国人可以先利用西方。
比如当时英国和俄国不断进军中亚开拓殖民地，谭嗣同认为，可以故意骗他们说中国认为西部“大而寒瘠，毫无利于中国”，不仅转移了英、俄侵占我们沿海和内地的注意力，还能让两国互为掣肘，谁也抢不到这片土地。
德国蚕食我们的山东，谭嗣同就建议让英国和日本一起进来，因为他觉得当时的英国和日本更文明，可以对付野蛮的德国人。
谭嗣同认为，等这些列强发现自己被利用，已经是10年后了，那会中国变法早就成功了，驱赶这几头狼就跟打狗一样简单！
1898年，与谭嗣同创办南学会、群萌学会，此时全国各地已建立以变法自强为宗旨的学会、学堂和报馆达300多个。
在一片形势大好的情况下，光绪皇帝于1898年颁布了“明定国是”诏书，“戊戌变法”正式开始，谭嗣同也因为在地方推行新政有功，奉诏进京担任军机处章京，协助推行维新。
尽管谭嗣同暗地里有强烈的反清思想，但为了推行变法，他决定隐藏想法，先以“维新保皇”的面目进京，以求掌握权力。
在组织上，谭嗣同一面和维新派的梁启超、康有为结交，一边在天津和南方参加“在理教”和各种会党，黑白两道都研究。
在行动上，他一面上书朝廷，试图混进权力中心实现自己的抱负，一边让好朋友唐才常和王五招兵买马，随时准备起义。
谭嗣同的行动在天真和幻想中，又夹杂着几分冷酷和果决，相比最初为国家前途感到苦闷，此时的他在湖南经办各种实业，号召开矿山、修铁路，办革命报刊，已经变成了为了理想，敢于尝试一切手段的行动派。
不料，被国人寄予了巨大期望的维新运动仅仅只持续了短短103天。
当时的朝局里，一边是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后党”，一边是刚刚亲政、想推行变法的光绪帝，这派被称为“帝党”。
1898年1月，后党的满人礼部大臣怀塔布等人阻挠光绪出国考察，6位大臣被集体罢免，为了报复，慈禧下诏夺去了光绪老师翁同龢的职务。
在谭嗣同等人推行的新政里，最重要的一项包括裁撤鸿胪寺、光禄寺两大清闲衙门的官位。
可这两个机构本来就是给满清勋贵子弟吃闲饭的，老祖宗入关时就把我这辈子的活都干完了，你凭什么砸我们饭碗？
在勋贵的压力下，守旧派纷纷上书要求处斩康有为，罢黜谭嗣同等人。
在压力之下，维新派将希望寄予在两名汉人重臣身上，一位是在湖北推行变法的张之洞，此时他已被光绪调进北京稳住局面，另一位则是手握重兵的袁世凯。
结果，这两个人最后谁也没指望上。
张之洞看清朝中两党相争后，故意滞留武昌不肯北上，还刊登了公告《劝学篇》 ，只赞成学习西洋技术，反对政治改革。
到了年中，几路军队在慈禧太后的命令下已经开往北京，准备物理消灭维新派，在这样的危局下，谭嗣同提出了一个常人根本不敢想的建议——发动兵变，囚禁慈禧。
当晚，谭嗣同身穿夜行衣，藏着短火枪闯进北京法华寺，威逼利诱袁世凯带兵勤王，袁世凯当面答应了，但等谭嗣同走后又向慈禧告密。
1898年9月21日，慈禧先下手为强，带兵将光绪囚禁在瀛台，随后下令逮捕谭嗣同等人。
从光绪被秋到逮捕令下发，中间足足有2天空缺，梁启超劝谭嗣同跟自己一起逃去海外，结果谭嗣同却拒绝了。
谭嗣同在《仁学》 写道，自己是死而复生的人，活着应该为国家做点事情。
如今变法失败，在世上已经没有什么可留恋的了。
面对来劝自己的梁启超，谭嗣同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程婴、杵臼，月照、西乡，我与足下分任之”，说罢二人相拥告别。
在等待被捕时，谭嗣同还假冒父亲的笔迹写了几封“绝交信”，用父亲的口吻骂自己不该办新政，声明要断绝父子关系，帮父亲减轻责任。
24日，谭嗣同在浏阳会馆被捕，被判斩立决，在狱中，谭嗣同写下了传诵千古的《狱中题壁》 。
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在“古筝行动”里，伊文斯被“飞刃”切成三截，有传闻说，在走上菜市口刑场时，谭嗣同也饱受折磨才死去。
伊文斯濒死时还在爬向留有绝密信息的电脑，谭嗣同在刑场上也大呼“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3
伊文斯自己是个降临派，但是他的一举一动反而是帮助了地球人。
伊文斯在三本小说里总共也没出场几次，但他对后续故事产生的影响完全不亚于叶文洁。
伊文斯通过和主对话知道了，三体人的思维是透明的，不善于战略伪装，伊文斯这些资料落到地球人手里之后，大家才想出了“面壁计划”对抗三体人。
三体人让ETO刺杀罗辑，伊文斯刻意在命令里加了一条，不能显示是ETO做的，以免引起注意。
然而，精心谋划的刺杀非但没有杀掉罗辑，三体人和伊文斯的慎重反而让地球人发现了罗辑的重要性，促使罗辑成为了面壁者。
同时，伊文斯附加的“以免引起注意”的要求，给罗辑提供了一个重要情报——“三体人之所以要杀他，不是因为某种超能力，而是因为某种别人也可以拥有的能力”，帮罗辑缩小了思考范围。
ETO组织被打击之后，拯救派已经分崩离析，只剩下继承伊文斯思想的降临派在维持。
《三体二黑暗森林》 里，正是这些降临派重新接受三体人的命令，执行破壁计划，同时阻止人类的逃亡主义。
这些人天天借着智子的名义在太空军和联合国中间挑拨离间，搞到最后，被他们告发反而变成了一种荣誉，比懂王当年的制裁名单都靠谱。
正事一点没干成不说，真正计划要逃亡的章北海还在他们眼皮底下漏了过去。
等于说虽然伊文斯对三体人忠心耿耿，但他和降临派的所作所为最终阴差阳错，都是在帮地球人。
在得知地球人的思维不透明之后，三体人就产生了抛弃伊文斯的想法。
三体人明明有智子监视，但却没有通知ETO政府的抓捕计划和古筝行动，因为站在三体人的角度看来，伊文斯你老说自己是卖球贼，但从你的举动上看，你明明就是曲线救球嘛！
谭嗣同作为为中国探索出路的先行者，有不少想法都受到了时代的局限，他那个年代也没有共可以投，所以他就只能抱着自己不够完善的理论，用自己有限的手段去闹革命。
甲午海战之后，目睹了洋务派失败的谭嗣同回到湖南，创办了长沙时务学堂，也是现在湖南大学的前身。
除了新式学堂之外，还有武备学堂、民团、南学会、办《湘学新报》 ，举办民团、开矿等等等等等。
这些政策使得湖南成为了当时中国最富有朝气的省份，比起昙花一现的百日维新，这些政策对中国革命的影响深远得多。
长沙时务学堂的杨树达，后来成了中国科学院院士；范源濂当了北京师范大学的第一任校长，还有不少人在辛亥革命的路上当了烈士。
谭嗣同在长沙时务学堂教出来的青年才俊里最有名的一个，叫做蔡锷。
南学会的精英里，有一个叫做杨昌济。
后来发生的事我们都知道了，杨昌济教出了教员，蔡锷带出了朱德。
尽管谭嗣同的革命并不成功，但他在困惑中探索，在彷徨中思考，在悲愤中觉醒奋起的壮举，已经足以激励一代代中国人继续为民族探寻出路了。
薪火相传，正是这两个人，成为了新时代革命的领袖。
在读到谭嗣同的各类著作后，已经走上革命道路的教员曾经评价道：谭嗣同是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求真理中最杰出的一个。
正如谭嗣同的字“复生”一样，他的精神最终复生为千千万万名志士，将革命之火燃遍了整个旧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