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流人物的解释

最近断断续续地读完了易中天写的《品人录》。本书选取项羽、曹操、武则天、海瑞、雍正5人。根据历史资料，以现代人的观点，结合当时的历史情况，

阐述了他们的主要成就和在一些重要事件上的表现，读易中天的书总给人一种读流行小说的感觉，文笔自然流畅，表达坦率而又不失深刻的洞察。

读历史评论类书籍，常见的是合家之谈，既有偏颇之处，也有“中国文化土壤不会产生法制”等不同意见，这些观点也在一定程度上打开了读者的视野。

从大的历史潮流来看，书里有很多值得思考和品味的东西。

毕竟读书需要“和而不同”的意识。

通过阅读最后的——《文化与人》，易中天对这五个人的文化和制度进行了重新的总结和思考，个人认为很棒，于是摘录下来供读书欣赏。

本篇课文全文8000多字，感兴趣的朋友不妨读一下，说不定会有收获。

历史卷轴翻了一页。

现在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项羽、武则天、海瑞、雍正这些岁月带不走的熟悉名字。

他们无疑是历史上最杰出的人物之一。

他们的业绩没有消失，他们的形象光辉灿烂，他们的故事世代相传，他们的魅力至今仍在。

对于他们的非功罪、罪的得失，人们尽可能地绞尽脑汁争论不休，这样的集体诉讼，不正证明了他们的非凡吗？

但是，他们无一例外都是悲剧人物。

啊，这五个人，到底谁有好运气或好结局呢？不是身败名裂，不是生前受打击，不是死后背后叫骂，没有一个功德圆满。

有些和他们有关系的人，比如韩信、尹世民，也没有好下场。

不可否认，悲剧结局的原因与他们的性格和人品无关。

项羽失脑，曹操失狡，武则天失手段，海瑞迂腐偏执，雍正失邪猜忌。

但是，如果没有这些缺陷，他们的命运会不会是悲剧的？可能很难说话。

比如尤明的性格有什么缺陷？没有。

但是，同样输了。

申时行的人有什么不好？没有。

但是，同样会出名堂。

可见，一个人的进退荣辱成败，不完全由他自己决定，更不完全由他自己决定。

当然曹操老实老实，武则天也是个温柔的好手，他们确实不会留下骂名，但他们个人前途渺茫。

他们的事业不会成功，他们自己的生命也未必没有任何保障。

曹操可能死于乱世，武则天也只能在感冒寺度过一生。这不是悲剧吗？

他们似乎都劫难逃。

我想起了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

黄老师把这本书称为“大失败的总记录”。

因为这本书里的人物，皇帝朱钧、权臣张居正、阁老申时行、名将戚继光、清官海瑞、哲学家李贽、宦官冯保、贵妃郑氏、首辅高拱、皇子朱常洵、将军俞大浛等等，都没有好下场

黄师父认为：“这种情况，并不能断然说明非个人原因所得，而是当时的制度已经穷如山，从天子，到老百姓，都成了牺牲品，遭殃了。”

正因为制度出了问题，皇帝是励精图治，还是偷安取乐，副臣是专政还是妥协和谐，文官是廉洁奉公，武将是富于创造还是苟且惯于苟且，思想家是极端进步的还是绝对保守的

“最后的结果是因为没有善恶之分，都不能给事业带来有意义的发展。有的毁身，有的毁名，有的毁身兼名”。

这是相当深刻的见解。

一直以来，我们习惯于把王朝的兴衰、事业的成败、历史的更迭、事物的对错归结为个人原因，归结为一个领导者或领导者个人品质的好坏。

与此同时，历史人物也分为简单的善恶二元论：好人与坏人、君子与小人、仁君与暴君、明君与昏君、或忠臣与奸臣、清官与贪官、好汉与混蛋、英雄与流氓等。

于是，历史人物无一例外，中国历史成了一个大舞台。

红脸的、白脸的、花脸的、没有脸只有白鼻子的人一个接一个登上舞台，你唱了我就登场。

但是，我们不知道舞台上为什么会有很多白脸和白鼻子，红脸关公和黑脸包公什么时候出现。因为我不知道编剧和导演是谁。

我们相信“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不肯承认每次的“善报”，往往意味着下一个“恶运”的到来。

历史就是这样循环的。乱而治之，治而乱之；由兴到衰，由衰到兴。有一天，这出戏再也唱不出来了。

现在知道，至少在明万历15年，这部戏是不能再唱了。

不管你唱得好不好，不管是唱得有趣还是唱得无聊，最终都是同一个——没有好结局，下不了台。

也许，要想把这出戏再唱下去，只要换个剧团，就连开头都换过。

努尔哈赤的子孙们倒是做到了这一点，可惜同样无济于事。

我们看到，雍正皇帝，这个最卖力的演员，尽管唱工做工俱佳，台下响起的，也仍是一片倒彩。

更何况，这种倒彩并不是第一次响起。

早在雍正甚至在海瑞之前，就响起过好几回了。

这就不能不往深里想想了。

的确，如果问题的症结不在个人品质而在社会制度，那么，我们就很想知道，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制度？它又为什么会走向山穷水尽？

中国古代的社会制度，诚如黄仁宇老师所言，是“以道德代法制”，也就是说，用道德和礼仪来管理社会，治理国家。

这样一种管理和治理方式，就叫“德治”和“礼治”，不是我们现在主张的“法治”，也不是通常以为的“人治”。

中国文化并不十分赞成人治，当然也不十分反对人治。

因为中国文化认为，再好的法，也要人来执行。

如果人不行，那么法再好，也不顶用，这就叫“有治人无治法”。

但法治不行，人治就行么？也不行。

第一，再好的人，也要死。

人一死，他的政治也就结束，这就叫“其人存则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

国家要长治久安，当然不能寄希望于这种“人亡政息”的“人治”。

第二，人有善有恶，有贤有愚。

如果国家的生死存亡系于一人之身，便危险多多，极不可靠。

这个“一人”是善人贤君还好说，倘若是恶棍笨蛋，则如祖宗社稷天下苍生何？由是之故，中国文体又并不赞成人治，至少并不像时下学术界认为的那样赞成人治。

实际上，中国文化是不可能赞成人治的。

所谓“人治”，说到底，就是“个人政治”或“一人政治”，也就是依靠个人的意志、魅力和权威、威望来实现治理。

这种方式，历史上也有，但却在本质上与中国文化的精神相悖，因此只能是特例，不能是常规。

我在《闲话中国人》一书中已经说过，中国文化的思想内核是群体意识。

依照群体意识，个人总是渺小的、卑微的、脆弱的、无足轻重和微不足道的。

即便贵为天子，也如此。

他们即便有再大的成就，也得说是“赖祖宗神灵福佑，天下臣民同心同德，共襄大业”云云。

如果他不这样说，这样做，当真独往独来，自行其是，一意孤行，那他就是“民贼”，就是“独夫”，可以“天下共诛之，天下共讨之”的。

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如此，怎么会赞成迷信和依靠个人的“人治”？

其实，项羽、曹操、武则天、海瑞、雍正之所以落得个悲剧的结局，就因为他们都是“人治主义者”。

他们都在相当程度上，相信只要个人品质优秀，能力强，威望高，本领大，就能包打天下。

项羽迷信自己的个人能力，海瑞迷信自己的道德品质，曹操、武则天、雍正则迷信自己的意志和铁腕，一手遮天，独断专行。

他们既然如此地与中国文化的思想内核相悖，当然也就无法得到这个文化的首肯和认同。

毫无疑问，中国历史上确实存在过人治的现象。

但我们必须注意，那多半出现在特殊的历史时期。

比方说，在动乱年代，或建国之初。

这时，礼已坏而乐已崩，德治和礼治系统失灵，便只好寄希望于“人治”和“治人”。

尤其是在天下大乱改朝换代的年代，某些英雄人物确乎可能凭借个人的魅力，叱咤风云，逐鹿中原，运天下于股掌之中。

然而，正如可于马上得天下，不可于马上治天下，天下也只可“人取”，不可“人治”。

英雄人物得到天下以后，必须迅速将国家的动作转移到“德治”和“礼治”的轨道上来。

所以，刘邦虽然是开国领袖，也不能违礼。

尽管他十分喜爱戚夫人所生之赵王如意，最终却只能立嫡长子刘盈为储，和一千七百多年后万历皇帝的情况没什么两样。

难怪隋文帝要说“朕贵为天子而不得自由”了。

德治和礼治高于人治嘛！

至于所谓“承平时代”，则更无人治可言。

“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的事情是有的。

但举也好，息也好，却与个人的品质、才干、魅力无关，也与政策本身的好坏无关，甚至与这个人的死活无关，而只与这个人的官位有关。

如果是官，则无论蠢如刘禅，或者贪如严嵩，其政也举；如果不是官，或被罢了官，则无论能如曹操，或者清如海瑞，其政也息。

政之举与息，惟与官之存亡相联系。

官存，则其政也举；官罢，则其政也息。

所以是“官治”，不是“人治”。

“官治”的依据就是“礼”。

因为礼规定了君尊臣卑，官尊民卑，上尊下卑，同时也规定了高贵者代表着真理和道德，卑贱者则一定愚昧无知，时时都需要接受教育。

这就叫“惟上智与下愚不移”。

所以，一个人即便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如果不是官，就等于什么学问都没有，什么意见都不对。

相反，皇帝的看法即便愚不可及，丹陛之下也总是一片颂扬：“皇上圣明。

”长官的报告即便废话连篇，上级的决定即便谬以千里，也一定要认真学习，贯彻执行。

总之，皇帝总是圣明的，长官总是英明的，上级总是高明的——“三明主义”。

显然，官治就是礼治，而礼治则本之于德治。

因为德治是一种“软控制”，如无礼法和礼仪之具体化，就无法操作。

可见礼只是手段，德才是目的，官则是德与礼或德治与礼治的人格化。

因此，官治也好，礼治也好，便都可以说是“以道德代法制”。

抽象地讲，“以道德代法制”也未必就不好，如果确能代替的话。

原始氏族社会就没有法或法制，靠什么来管理，来处理和维系人际关系？靠道德，靠礼仪。

中国古代社会的德治和礼治，其实就是从原始氏族社会继承过来的。

它既然在原始社会行之有效，就不能说在古代社会一定不可实行。

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评说“以代法制”的是非对错，而要问：第一，中国古代社会为什么要“以道德代法制”？第二，用以代替法制的，是一种什么样的道德？第三，这样一种制度空间可行不可行？

这就要说文化了。

的确，以道德代法制，正是中国文化的性质决定的。

前面说过，中国文化的思想内核是群体意识。

对于这样一种文化而言，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处理人际关系，维系群体生存。

这就只能靠道德，不能靠法制。

因为法制只能规定人们不准做什么，不能规定人们必须做什么。

比如，它只能规定不得伤害他人，却不能规定必须热爱他人；只能规定不得损害群体利益，却不能规定必须为群体谋求利益。

即便规定，也顶多只能规定你出力，无法保证你尽心。

对于处理人际关系，维系群体团结，法制在许多方面都是无能为力的。

比方说，一个人够不够意思，讲不讲交情，能不能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有没有为群体利益献身的精神等等，法制都管不了。

所以，法制代替不了道德。

相反，道德却有可能代替法制。

你想，如果每个人都是正人君子、菩萨圣贤，这样的社会，还需要法制来规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行为，还需要法制来防范或者保护某个人吗？

显然，“以道德代法制”是否可行，关键在于有没有可能使整个社会的全体成员都成为道德高尚的人。

在这里，重要的是“一个都不能少”。

因为“千里之堤，溃于蚁穴”。

有一个不道德的，就可能会有十个、一百个、一千个、一万个，最后就是不可收拾。

但，有谁能保证一个不落地都是道德高尚者呢？没有。

至少目前没有。

所以，“以道德代法制”就只能是理想，变不了现实。

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坚持“以道德代法制”？

因为在我们的文化土壤上，产生不了法制。

法制有一个基本原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平等，才需要法；平等，也才能够产生法。

什么是法？法就是“全民公约”。

它的前提，是首先要承认所有人都是单独的、个体的、有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的人。

正因为这些人都是单个的，相互之间没有依附关系，谁也管不了谁，谁都想自行其是，因此，如无行之有效的制度加以制约，势必天下大乱，谁也无法生存。

这就需要有一个对每个人都管用的东西。

显然，对于这些人格既独立、意志也自由的单个人而言，只有他们自己的共同约定，才可能对每个人都管用。

这就是法。

换言之，法，就是某一社会中全体个人的共同约法。

它既然是大家共同约定的，当然每个人都得遵守，同时当然也会无所偏私地保护每个人，这就叫“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可见，法制文化的前提，是个体意识，是人与人之间的独立和平等。

独立，才会平等；平等，才需要法制。

人格不平等的人确实无需乎法。

“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

”既然如此，还要法干什么？有律就行。

比方说，谋逆，凌迟；大不敬，斩立决；不孝，绞；以及“十恶不赦”等等。

显然，律的作用，不过是为了统治者在实施惩罚时操作方便，同时也显得“公平”而已。

因此它又叫“刑律”、“律条”。

即便被称作“法律”，也与现代意义上的法律相去甚远，完全不是一回事。

人格不平等的人也产生不了法。

因为他们之间没有什么可商量的，只有服从，无法约定。

皇帝口衔天宪，乾纲独断，令行禁止，说一不二，约什么法？所以，中国古代只有“王法”，没有“约法”。

虽然也有“约法三章”的说法，但那“约法”从来就是单方面的。

比如刘邦入咸阳，与秦中父老的“约法”，便不过是刘邦单方面宣布的新王法。

新王法比旧王法好，秦中百姓无不拥护。

即便不是拥护，也无可奈何，因为根本就没有商量。

王法王法，就是王的法，子民岂能置喙？

同样，所谓“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也是骗人的鬼话。

王子能犯什么法？除非是谋反。

其他的，便只能叫“过失”。

即便有了过失，也要另找替罪羊，由他人代为受过。

比如皇太子读书不用功，受罚的便只能是陪读者。

春秋时，晋悼公的弟弟公子扬干犯军规，执法官魏絳也不过只是将其车夫斩首。

魏絳的“执法如山”是有名的，也不过如此而已。

这就是礼，就是“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没什么平等可言。

况且，如果王子犯法，做一日和尚撞一天钟要与庶民同罪，那么皇帝犯法又与谁同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行不通吧？

法制既然无由产生，则只能诉诸道德。

道德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规范和行为的准则。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可以有两种：平等的和不平等的。

平等的关系产生平等的道德，不平等的关系则有赖于不平等的“伦理”。

中国古代社会所谓“伦理道德”的核心内容，就是确立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即：别内外、定亲疏、序长幼、明贵贱。

因此，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道德规范。

君要臣遵守的，君不必遵守；父要子做到的，父不必履行。

没有一种对每个人都同等有效或必须共同遵守的的“公德”。

实际上，一种对每个人都有同等约束效力、所有人在它面前都平等的东西，是中国古代社会无从设想的。

平等？则置君父于何地？平等，岂非让奴才们上脸上头？这当然断乎不可。

于是便有一系列的所谓道德律令：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与妻纲。

一则为纲，一则为目，岂能平等？

有人说，中国古代社会虽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却有“道德面前人人平等”。

理由是：它要求每个人都必须有道德，即便贵为天子，也不例外，因此平等。

这种说法，简直就是欺人之谈。

如果不是别有用心，至少也是睁着眼睛说瞎话。

“天有十日，人有十等”，“惟上智与下愚不移”，哪有起点的平等可言？

君臣、父子、官民、主仆，各有各的道德准则和道德要求。

君应仁，臣应忠，父要慈，子要孝。

义务不同，权利也不同。

君可以杀臣，臣不能弑君；父可以训子，子不能责父；可以罚民，民不能告官，又哪有结果的平等可言？儒家说得好听：“人皆可以为尧舜。

”可是君臣主仆所修德目各不相同，君主修“王道”，越修越霸气，臣仆修“奴性”，越修越窝囊，怎么会一样地都是“尧舜”？

然而道德却要求平等。

原始社会之所以有一种恩格斯说的“纯朴的道德”，就因为在氏族和部落内部，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

没有这种平等，就不会有道德的要求。

就拿仁义礼智信来说，仁就是爱人，义就是助人，礼就是敬人，智就是知人，信就是信任他人和取信于人。

但如果人与人之间是不平等的，所有这些就都无从谈起。

不平等的人怎么相爱呢？又怎么可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呢？

可见，问题并不在于或并不完全在于“以道德代法制”，还在于这种用来代替法制的“道德”又是不道德或不完全道德的。

既然如此，这种制度的碍难成功和必然走向山穷水尽，也就自不待言。

因为“以道德代法制”原本就有问题，何况这“道德”还不一定道德！

那么，我们又为什么要选择这种道德，这种制度？

因为中国文化的思想内核是群体意识。

正如“以道德代法制”未必就不行，群体意识也未必就不好。

人，毕竟是社会的存在物。

人与动物的区别之一，或人较动物的高明之处，确如儒家所言，是人能“群”。

人的自然生存能力并不如动物。

他力大不如牛，速疾不如马，高飞不如鹰隼，深藏不如鱼龙，惟有结成群体，才能克服个体无法克服的困难，承受个体无法承受的压力，从而存活下来发展下去。

当然，动物也有群。

但动物的群不如人牢靠，因此才有“如鸟兽散”的说法。

可见，自觉地意识到必须群，是人之为人的特征之一。

问题在于，任何群体都是由个体集合起来的。

不论个体的存在价值，其实也就等于否定了群体。

恰恰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文化犯了一个错误：只强调群体的意义，不承认个体的价值。

群体总是伟大的，叫“一大群”。

个体总是渺小的，叫“一小撮”。

甚至在前些年，当一个“个体户”还是有风险和被人看不起的。

我们总是被告知：“大河不满小河干，锅里没有碗里也不会有。

”其实这话只说对了一半。

锅里不骨，碗里也确实不会有，但没有小河都干了，则不知大河里的水又从何而来？

否定个体的存在价值，也就必然不承认个体的独立人格。

没有独立人格，就没有自由意志，也就没有民主和法制。

这样，赖以维系群体的，便只能是人身依附关系。

那么，这样一种人际关系要怎样才能维持呢？无非两个办法，一是暴力，二是哄骗。

这两种手段咱们都有，那就是“霸道”和“王道”，也就是高压和怀柔。

不过，高压和暴力难以持久，还是尽量以怀柔和哄骗为好。

三纲五常这些“伦理道德”，就是用来干这活的。

因此，中国古代社会就一定要以道德代法制，而且那“道德”也一定是不道德的。

因为非如此，便不足以维持人与人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

人与人之间既然是人身依附关系，则其中的每个人也就都不可能有自由意志和独立人格。

因为依附者既然要依附于他人，就得交出自己的意志和人格；而被依附者为了保证他人心悦诚服和心甘情愿的依附，也不能不多少迁就一下依附者，尤其是迁就一下他们的“集体意志”和“集体愿望”，

把自己装扮成一个大家都能接受或无法反对的“道德的象征”，宽和仁爱，通情达理，没有个性，还能行礼如仪。

这正是刘邦能当皇帝而雍正难免挨骂的原因：刘邦几乎没有任何个人的主张，雍正却个性太强。

项羽、曹操、武则天、海瑞，也一样。

事实上，本书品评的这些个人物之所以那么有魅力，就因为他们有个性，而且个性很强。

比方说，项羽就比刘邦有个性，曹操就比齐备有个性。

所以，尽管项羽打了败仗，曹操背了骂名，我们还是打心眼里更喜欢项羽而不是刘邦，更喜欢曹操而不是刘备。

不过实在地讲，刘邦毕竟还有些个性，也还不乏可爱之处，刘备就一点也不可爱了。

老刘家祖孙相去如此之远，这可真是“一代不如一代”。

其实，岂止只是老刘家，整个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也都有点江河日下的味道：明清不如宋元，宋元不如汉唐，而汉唐又不如先秦。

不信你拿海瑞和曹操比比，拿雍正和项羽比比，就不难发现他们也不可同日而语。

海瑞当然比曹操道德高尚，却也乏味得多。

雍正和项羽相比，显然成熟多了，却远不如项羽让人激动，令人心仪。

甚至连死，都死得不如项羽，真是“死不如他”。

文化毕竟是为了人和属于人的。

如果“人”越来越个性和魅力，那么，这种文化自身还能有多少魅力，就十分值得怀疑。

这似乎也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

马克思在谈到物质生产的发展与艺术生产的不平衡关系时曾说过，希腊艺术和史诗是“高不可及”的，希腊文化作为人类童年时代“发展得最完美的地方”，也是“永不复返”的。

的确，西方现代文明尽管成就辉煌，举世瞩目，但较之希腊文明，却少了许多天真烂漫和英雄气质。

这就像一个老年人，即便功成名就，英雄盖世，也总不如青春年少那么迷人和动人。

先秦汉魏是我们民族文化“发展得最完美的地方”，当然应该“作为永不复返的阶段而显示出永久的魅力”。

所以，雍正不如项羽可爱，海瑞不如曹操有趣，也并不奇怪。

不过，马克思也指出，一个成年人固然不能再变成儿童，但儿童的天真却应该使他感到愉快，他也应该“在一个更高的阶梯上把自己的真实再现出来”，使自己的“固有性格”在“儿童的天性中纯真地复活着”。

这并不容易。

对于我们来说，又似乎更难一点。

因为我们至今还未能对我们的文化有一个科学、客观、冷静的清理和分析，不是全盘否定，就是盲目乐观，感情用事的成分很大。

文化的研究固然不能无动于衷，冷漠无情，但过多地掺入感情，却不但无助于问题的解决，而且危害甚多。

事实上，我们的文化固然不乏可圈可点之处，却也同样不乏可悲可叹之时。

其最令人扼腕之处，就是对罪恶的粉饰和对人性的摧残，以及对不人道和非人性的麻木。

祥林嫂的故事并非迟至鲁迅的时代才发生，阿Q精神也早已有之，只不过没有人去发现。

大家都熟视无睹，得过且过，非弄到山穷水尽而不肯觉悟。

由是之故，悲剧才会一演再演，连雍正这样的“至尊天子”都难逃厄运。

的确，我们过去是太不重视个人的发展了。

我们几乎从来没有要给每个人的个性发展以足够自由的空间。

我们只知道强调群体的利益高于一切，却不知道如果没有每个人充分自由的发展，也不可能有群体长足的进步。

结果，群体成了不健全的群体，个体则更无健全的人格可言。

但，如果我们每个人的人格都是不健全的，我们还能保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吗？我们还能建立马克思和恩格斯设想的新社会吗？要知道，在那个新社会里，

“一切人的自由发展”是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为条件和前提的。

要有健全的人格，就要有健全的制度；而要有健全的制度，就要有健全的文化。

也许，这便正是我们新一代新中国人的历史使命。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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