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伴我行

□ 李峰

如果从大学读书时期算起，迄今已经四十多年过去了。这么多年间，书、读书，应该说，就是我生命的一个组成部分，没有任何力量可以从我的生命中剥离出去，包括快乐、痛苦、疾病。一路走来，不离不弃。

高中之前的读书，主要以课本为主。那个时候，看别的书，老师和家长都会说成是“看闲书”，不务正业。高中之前，我是不看这些“闲书”的，1978年读到高中后，由于我酷爱文学，便开始读《谁是最可爱的人》《白杨礼赞》《团泊洼的秋天》《我爱这土地》，还有碧野的一些精短散文。诗歌主要是《唐诗三百首》中李白、杜甫、白居易、岑参、王之焕等的一些唐诗。现在看来，这些都不能算是“闲书”，而是课外读物。对我后期大量写作散文和诗歌，有很大的帮助。那时候，我利用早晚课间时间，捧着书，就在校园里，一个人背诵这些散文和诗歌。记得有一次，学校在图书馆组织全校学生背诵比赛。每个参赛的学生，把自己背会的诗文，列个目录出来，交给组织者，然后，由组织者随机抽背。我记得我列了20余篇散文和100余首诗歌，供组织者抽背。那次比赛，我得了第一名。那时，对“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有了一点初步的认识。而且，至今我也认为，在高中之前的读书，必要的“死记硬背”，是一定需要的。那是一个读书的启蒙和基础阶段，熟背一些经典诗文，大有好处。

在山西大学，我念的是中文系。这个时期的读书，刚好与高中相反。老师在课堂上讲的课本里的东西，仅仅是一些提纲性的内容，更多的需要大量的课外阅读。这期间，图书馆借阅，是一个方面，而有一些更新更前沿的书籍，要不断地在新华书店购买。那时，每到快放假，我就列出一批图书，提前到图书馆借出来，装到一个很结实的绿帆布大提包中，带回老家，供假期阅读，收假时，再提回学校，还给图书馆。平常在学校，我就隔三岔五跑新华书店，挑自己感兴趣的书，去购买。那个年代，我每月的助学金是12元，父母从家里再寄20元补贴。因此，要买很多的书籍，就必须省吃俭用。现在，每每看到那时候买的那些书籍，就有一股说不出来的滋味。有时候，为了省从山西大学到五一广场的往返电车费3角钱，我从早上七点，就开始步行，到五一路新华书店买书，来回30多公里，买到一两本自己喜欢的书时，再苦再累，也就无所谓了。

那时候，我喜欢的书，主要是两大类：一类是文学书籍，包括文学名著，文学理论与批评；另一类是美术方面的。这是由于我从小就喜欢绘画的缘故。至今，我的书柜中，还藏有早年的很多《美术》《连环画》杂志，也有李若禅、徐悲鸿、王式廓等的不少画集。平时，随手翻一翻，还能想起我背着画夹，画速写、画素描的情景。因为喜欢绘画，便酷爱艺术。大三时，我的选修课是美学。这门课既是中文系的课程，也是美术的近邻。因此，在这方面，我买了朱光潜、李泽厚、宗白华等美学大师的很多书籍，现在读来，仍很受用。工作之后，由于我一直从事宣传文化工作，自然对文化方面的书籍，也就情有独钟。这些年间，也买了不少文化，包括民俗、非遗等方面的书，用来研究和指导我所从事的工作。

我买书，除了到当地的新华书店买之外，每次出差，只要有时间，都要在机场、动车站的等候区，寻找书店、书屋，这些地方的图书，比较新，而且，大多能引起人们快速阅读的欲望。很多大家的随笔、散文集，比如，贾平凹、冯骥才、丰子恺、汪曾祺的，我都是在这些地方买的。买来之后，立即拆封，边等候边阅读，登机或坐上动车后，继续读。有时候，到下机或下车时，一本书就读完了。多年来，我养成了一个习惯，每到一个大城市，一定要寻找一两个大型书城，一逛就是一个上午。有一次在杭州一个书城，挑了很多喜欢的书，实在提不动了，便让书城工作人员，给我快递回去。我出差人还没回去，书就已到家了。西安有个言几又书城，因我在西安居住时间比较久，便在言几又书城，办了个会员卡，并充了一些钱。这个书城豪华气派，我看见，有不少年轻人，还在里边拍婚纱照。最关键的是，在言几又，有一个很大的诗歌读物专区，我每次来，都要搬来一个木头梯子，从上看到下，从中国诗歌看到外国诗歌。可惜，那个豪华的言几又关闭了，而我的充值卡里还有些书钱。关于买书，就像淘古物，有的时候，也得淘。在北京，我就常去潘家园，在那里淘自己喜欢的书籍，还有一些文人手稿、信札。在我眼里，能淘到一本好书，远比买那些瓶瓶罐罐要更有兴趣，更高兴得多。有时候，我也在地摊上淘书，只要是地摊上卖书，我都要蹲下去，看很久。有一次趁女儿在西京医院候产，我便溜出去，在医院附近的一个地摊上，淘的一本《启功给你讲书法》，2折价，很划算。还有一次，在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研究生院门口，淘的一本研究生读过的书，美国拉塞尔.H.康威尔的《羊皮卷》，或许它的主人是看过不需要了，或许是要回老家，要把旧书卖点钱。这本书里，在许多文字的地方还划了很多横线，空白处，还写了眉批。这让我很欣喜，一来，我买了它，就为这个研究生，把旧书变了现；二来，我还可以，从这些划横线的地方，和眉批中，看看现在的研究生在关注什么，他们的观点是什么。当然，也有淘走眼的时候，比如，盗版书。不过，无妨，既是盗版，说明这本书还是有一定的价值，摘主要的看看也可以。盗版书也是书，肯定不是毒草。

书是越买越多，越看越舍不得丢弃。书需要管理。刚开始的时候，我就学着学校图书馆的做法，用口取纸，给它们编了号，分开大的类型。每一本书上，都有标志、编号，并且，在一个大笔记本上，做了索引，俨然像一个小小的图书室。需要时，按图索骥，从书柜中取出来，然后，用完再放回原处。我的大学同窗好友张琰光先生，还为我专门刻了一枚“李峰藏书”的专用章，我把每本书上都摁了一个章子。一来是证明这本书是我的；二来呢，如果有人借阅了，一看扉页的章子，也能记得还给我；第三，我把管理这些图书，也看做是一件雅事。一个文人有什么呢，不就是那些书嘛。再后来，书太多太杂人也太忙，事也太多了，给书编号、摁章子的事，也就没坚持下去。这个也好，凡事留有余地，引出个道道就可以了。书还要买，等藏的更多的时候，等我更老的时候，此事自然有人续上。

书房是文人的精神客厅。就像人要有居所一样，书籍也要有它的安身立命之地。二十多岁刚结婚的时候，为方便夜间读书，我就把床头上，做了一个小书橱，大概能放下四五十本书。睡觉前，取两本读，夜间醒来，也方便取书看。另处，还有一个小书柜，立在沙发旁。之后的这么多年间，书越买越多，当然，也有文友赠送的。没有地方放的情况下，我就只能把它们分别装在几个纸箱子里，塞在床底下。用的时候，再拖出来找，很麻烦。直到2000年，我在政府分得一套150平方米的小二楼后，才算第一次有了自己的一个独立的小书房，大概也就是十个平方左右。小书房建成后，我把那些床底的书，都捣腾出来，装到书柜里。从此以后，我的那些书，就算有了自己的家，我的心也就踏实下来。之后，女儿出嫁了，又腾出了一间房子。我就把女儿的那间房子，彻底改成了一间单独的书房。我把书房换了断桥窗户，铺了木地板，又花了4.8万元新买了一套红木书柜、书桌。这样，在我的小二楼上，就有了两间书房，一间主要藏书；另一间既有书柜，又有书桌，主要供我看书、写文章、喝茶。这么多年间，我把我的藏书，全部分了类，分别装进了不同的书柜里，透过书柜上的玻璃，一看便一目了然。同时，我还专门辟出了一支书柜，专门摆放我自己的著作、我自己发表过的诗文的杂志和报纸。看着我写下的那么多的诗歌和散文等文字，我想，这些小成绩与我的书、书房是分不开的。这些书，就是我的另一个生命，书房一定是我的精神客厅。每天清晨，我会泡上一杯龙井茶，坐在我的书桌前，摊开一叠稿纸，书房窗台上的文竹、兰花，散发着淡淡的香气，推开窗，能听到布谷鸟的鸣叫。唯有此时，我的心情，是无比的干净，我的文思，是那么的敏捷。真的，只有端坐书房，我的眼前，才是一片美好。

不读书使人面目可憎，这话说的有些极端，但，我一直很喜欢。现在，如果和我这个又老又丑的文人，谈一点气质的话，也只有读书这件事了。为了不至于生活得太面目可憎，我还得继续独拥书房，读书、写书。

二0二四年六月十三日月季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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