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最古老的书籍：无视中国考古发现，西方又一次“自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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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最古老的书籍，究竟是谁的荣耀？
“世界上最古老的书籍被发现了！”2023年，这条消息在西方考古圈引发了不小的轰动。
它甚至被评为了年度十大考古发现之一。
然而，这份看似震撼的发现背后，却让不少人发出一句感叹：西方的“自嗨”能力，果然从未让人失望。
为什么会这样呢？
事情起源于埃及的一张莎草纸。
这张纸上写满了古希腊字母，时间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60年，更有装订的痕迹，表明它可能是一本书的一部分。
于是，西方学者兴高采烈地宣布，这就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书籍”。
可问题在于，这个“最古老”三个字，似乎完全无视了中国早已出土的更早书籍。
更令人玩味的是，这种自我陶醉的“发现”，背后隐藏着更深层次的原因。
埃及的莎草纸为何能成为焦点？
故事还得从1902年说起。
当时，考古学家在埃及一处遗址中发现了几百块莎草纸碎片，后来辗转被送到奥地利的格拉茨大学图书馆。
这些碎片沉寂在档案中，直到2023年，一名研究人员偶然注意到一张10×6英寸的莎草纸，上面不仅有文字，还有装订的痕迹。
这种发现对西方学者来说意义非凡，因为它预示着这可能是一本书，而不是单纯的文字记录。
这张莎草纸记载了啤酒和油的税率，甚至还画有一幅猎鹰头神荷鲁斯之子的图像。
研究者推测，这张纸可能是从一本账簿中撕下来的，后来被当作信件使用，最终成了木乃伊的包裹材料。
于是，这本书的时间被定在了托勒密时期的埃及，距今已有2200多年。
听起来确实很厉害，但问题是，它真的能称得上“最古老”吗？
中国的古书为何被忽视？
如果仅从时间来说，中国的古籍显然要早得多。
比如，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出土的竹简，已有2400多年的历史；郭店楚墓的竹书，甚至能追溯到公元前4世纪；更早的甲骨文“龟册”，也有类似书籍的结构。
无论是从内容的丰富性还是制作的复杂程度来看，这些都远胜于埃及的那张莎草纸。
但奇怪的是，西方学者似乎对这些发现视而不见。
他们甚至声称，以前已知的最古老书籍是公元一世纪的，这次的发现将纪录提前了400年。
这种说法，难免让人质疑他们的专业性和客观性。
为何总是西方“说了算”？
要理解这个问题，得从几个角度分析。
第一，话语权的掌控。
长期以来，西方考古学界在国际上占据了主导地位。
他们的标准、定义，往往成为“世界”的标准。
比如，书籍的定义，他们可能更倾向于以装订形式来判断，而忽略了东方竹简、帛书等其他形式的书籍。
第二，文化的偏见。
从某种程度上说，西方学者对中国的古籍了解有限，甚至存在某种程度的忽视。
与其说他们不知道，不如说他们选择性无视。
毕竟，如果承认中国的书籍更早，就意味着要重新调整他们对世界文化的叙述框架，这是很多人不愿意接受的。
第三，学术圈的“自嗨”现象。
其实，这种现象并不罕见。
无论是考古还是历史研究，西方学者常常通过一些“发现”来巩固自身的话语权。
比如，他们曾一度宣称人类文明的所有成就源于“印欧人”，却拿不出足够的考古证据。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
从“自嗨”到反思：历史该如何被定义？
有人说，历史是一面镜子，它能照见过去，也能映射当下。
埃及莎草纸的发现，确实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但将其定义为“世界上最古老的书籍”，显然有些过于武断。
更重要的是，这种叙述方式折射出了西方学术圈的一种傲慢：只承认自己认可的“历史”，忽略其他文化的贡献。
相比之下，中国的考古发现，似乎更能体现世界文明的多样性。
无论是甲骨文、竹简，还是帛书，它们都以不同的形式记录了古人的智慧与生活。
更重要的是，这些发现提醒我们，历史不应仅仅属于某个地区或某种文化，而是全人类共同的记忆。
写到这里，不禁想起一句话：“历史从不缺少真相，但真相却常常被选择性书写。”这句话放在埃及莎草纸的争议上，或许再合适不过了。
有人说，历史是胜利者的叙事，但在今天，或许我们需要一种更开放、更平等的视角，去重新理解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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