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歌曲的哲学》：一本关于鲍勃·迪伦的“影子书”

《现代歌曲的哲学》是鲍勃迪伦11月出版的文字作品，该书中文版正在翻译中，将由中信出版社出版。

编者按

：《现代歌曲的哲学》是鲍勃·迪伦11月出版的文字作品，该书中文版正在翻译中，将由中信出版社出版。本文原刊登于《the Atlantic》。

鲍勃·迪伦    视觉中国 资料图

从歌曲、诗歌、小说、回忆录、电台节目评论，到偶尔的电影剧本或诺贝尔奖演讲稿，多年来，鲍勃·迪伦的作品以各种不同的形式为人们所见，而他也一直致力于研究作者身份本身。从他最早在纽约格林威治村做民谣歌手起，他就以自由地、时常是“厚颜无耻”地借鉴他的前辈（有时是他同时代的创作者）的作品而闻名，以独特的方式创作出属于他自己的作品。在他2004年出版的印象派回忆录《编年史：第一卷》（Chronicles: Volume One）中，迪伦似乎挖掘了《时代》杂志旧刊和各种其他来源，创作出一系列拼贴画来表达他自己的记忆和想法。即便他的“画作”中的许多似乎都是基于电影和已发表照片的静止画面，迪伦还是会指责挪用。他的整个工作主要关注的是“谁真正创造了这个？”这一问题。

新书《现代歌曲的哲学》书封。

这个问题的答案或许是“谁会在乎？”但实际上，鲍勃·迪伦在乎。对他来说，创造力的本质、机制和意义，尤其是与音乐有关的意义，是非常重要的。正如他的新书《现代歌曲的哲学》（The Philosophy of Modern Song）中所阐明的那般。这本书收录了短文、抒情即兴演奏、大量事实和难以预测的题外话，并配有适合在书桌前欣赏的历史照片，展示了迪伦对于过去100年左右录制的66首歌曲的想法。这本书是关于作者身份的——歌手如何通过他们的表演重新创作歌曲，听众为满足自身需要如何在脑海中重新创作歌曲，以及迪伦如何通过他独特的思考和创作方式写出属于他自己的各种类型的歌曲。很明显，这是一部关于作者身份的作品，同时也是对作者身份概念的批评与戏谑。

迪伦关于流行音乐运作的哲学大部分以录音为中心，并集中在表演，而不是作曲上。“佩里·科莫（Perry Como）活在他唱的每一首歌的每一刻里。”迪伦在讲述《Without a Song》的一章中说道，这是弗兰克·辛纳特拉（Frank Sinatra）在 1940 年代与汤米·多尔西（Tommy Dorsey）和他的管弦乐队一起录制的情人节歌曲，也是辛纳特拉的助手科莫在1950年代初期制作的流行金曲。迪伦解释说，科莫“不必写歌就可以做到……当他站着唱歌时，他就拥有并分享了这首歌，令我们相信他所唱的每一个字。”

在这里，迪伦展示了像科莫这样成熟的歌手如何通过敏感的诠释，像词曲作者一样具有创造性的表达能力。这一观点若出自一位天才词曲作者之口，似乎是有些不合时宜，但它却很适合一位创作型歌手。他在晚年制作了五张唱片，其中的歌曲最初是由辛纳特拉和科莫等歌手录制的。

迪伦将每一章都聚焦于一首特定的歌曲录音上，并且通常关注在表演者或表演者身上，但也有很多例外。迪伦以循环的、自由形式的叙述开始了一些章节，讲述了一个与歌曲的思想或主题在某种程度上相联系的富有想象力的故事。例如，对于雷·查尔斯（Ray Charles）录制的《I Got a Woman》，我们听到了一个有力的黑色小故事，讲述了一个疲惫的男人开车穿过城镇，结果有些失望，“汗湿的衬衫粘在他的汽车座椅上”，“ 随着戴维·纽曼（David Newman）的男高音萨克斯风音乐有节奏地敲击着方向盘”。

这些无疑是《现代歌曲哲学》中最明显的文学部分，它们所唤起的文学是上世纪中叶美国公共汽车车站书架上的低俗文学，例如詹姆斯·M·凯恩（James M. Cain）和吉姆·汤普森（Jim Thompson）这类作家的小说。他们的作品宣扬了禁忌中的尽情享受，并在1960年代初被视为“酷”的文化象征。迪伦陶醉在这个充斥着“吉普赛人、流浪汉和小偷”的世界里，以一种古朴、近乎老生常谈的方式感受着大胆，但他有时似乎也奇怪地渴望着一种震惊。例如在讲述韦伯·皮尔斯（Webb Pierce）翻唱的《There Stands the Glass》这一章中，迪伦自己也翻唱过这首，编造了一个奇怪的虚构故事，讲述了一名战斗兽医被他以职责名义犯下的暴行的图像所困扰：“他看到一个两岁的小男孩，他谋杀了他，他看到他的伙伴们用刀砍了一个小女孩，脱掉她的衣服并侵犯她，然后对她开了枪。”这个独特而怪异故事与歌曲毫无关系，但它像垃圾文人的幻想小说一样令人震惊。

在许多章节中，迪伦把这些歌曲的作者当作粉丝杂志里的海报男孩，提供了丰富的轶事，比如里奇·纳尔逊（Ricky Nelson），他的洛卡比里歌曲《Poor Little Fool》1958年拿到了Billboard榜首。他不仅擅长网球和空中杂技，在高中橄榄球队里还是一名初级球员——同他的父亲奥兹·纳尔逊（Ozzie Nelson）一样，他还曾是罗格斯大学橄榄球队的首发四分卫。有时，迪伦还会为了作品本身而剔除作者的传记部分。他在埃尔维斯·科斯特洛（Elvis Costello）的《Pump It Up》的一章中写道：“了解一个歌手的生平对你理解一首歌曲没有特别大的帮助，重要的是一首歌曲让你对自己的生活产生什么样的感受。”迪伦提醒我们，流行音乐是一种合作的艺术，不仅有创作者、表演者、音乐家和唱片制作人参与其中，每个听众也会对音乐做出贡献。从某种意义上说，迪伦似乎在暗示，一首歌的听众也是它的作者。

鲍勃·迪伦。    视觉中国 资料图

同时，对迪伦来说，强调传记的无关性，是在提醒我们，他自己的传记在他的作品中的作用。他对个人审视的抵制、混淆视听和自我创造的技巧并没有分散人们对他人生经历的注意力，它们是他一生的故事。他的《编年史：第一卷》生动而准确地描述了一位杰出的寓言家的思想，他是一位将事实和虚构交织在一起的大师。如果说迪伦从未抽出时间写第二卷，那么他通过《现代歌曲的哲学》一书中提供了一个类似于《编年史》的续集。虽然这本书表面上讲的是其他艺术家的歌曲，但里面还有另一本书的大纲，一本关于迪伦的“影子书”。

在《现代歌曲的哲学》一书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些事情。从歌曲和歌手的选择上，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迪伦对于女性艺术家的兴趣不大。书中介绍的数十位艺术家中只有四位是女性——如果算上包含一位女歌手的派特斯（The Platters）则有五位；而在歌曲创作中与男性合作的女性（或者在某些情况下独立完成了创作的女性）——大多被忽略或掩盖。当他确实在讨论女性时，迪伦经常将她们描绘成邪恶的妖妇或巫婆，引诱男人走向他们的厄运。当然，他切实地反映了歌曲中描绘女性的方式，但他也是选择这些歌曲的人。当然，任何人选择的 66 首歌曲都难免有所遗漏，不过迪伦在某种程度上确实拒绝承认女性对美国音乐的贡献。

我们也能够看到，迪伦很少提及嘻哈音乐——或者，更可能的是，他根本没有考虑过它。我们看到他对婚姻有一些令人不安的想法，包括认为一夫多妻制可以解决很多婚姻问题。“一个男人有多少个妻子，与任何人无关。”他说。不过，这应该只是一句戏言。

此外，在这本书中，我们还能发现了一些有趣的惊喜——迪伦对一些晦涩的主题的了解要远超人们的想象。例如辛纳特拉的《Strangers in the Night》令人费解的作者身份；迪士尼纪录片《白色的荒地》（White Wilderness）的制作历史；以及将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的作品从法语翻译过来的复杂过程。在没有尾注的情况下，读者就无法知道这些材料的来源。因此，我们只能尽情享受其中的乐趣，惊叹于迪伦不断检验作者身份的意义，以及他使别人的作品成为他自己的作品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