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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上海收留犹太人,上海救助犹太人 二战

新华社上海9月3日电(记者许晓青杨恺)一座藏书8000多册的特殊图书馆,是即将扩建建成的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纪念日到来前夕,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2日宣布了这一重要消息。

9月2日晚,来自英国伦敦的8000多本书籍被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收藏。

新华社记者王翔摄

这些藏书的原所有者是超过八十岁、现在住在英国伦敦的老先生科特威克。

尽管面临着新冠带来的肺炎疫情挑战,但远在英国的老人始终坚守着捐赠的愿望。

“我并不是身体不好,我担心万一感染了新冠,就再也不能来中国了。

但是中国上海对我来说是保存和收藏这些书的最好选择。

“大衣在电话另一端告诉记者。

2019年下半年,在各方的热情帮助下,科特在伦敦的家中完成了捐赠。

2020年早些时候,8000多本藏书经过三个多月的“舟车劳顿”,终于漂洋过海到达上海。

说起这次向重洋的捐款,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馆长陈俭也认为,这是幸运的,也是人们共同努力的结果。

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馆长陈俭开封了二战上海犹太难民科特威克捐赠的个人藏书。

新华社记者王翔摄

科特威克家族在二战期间使用的姓氏“维克尔霍尔茨”,与数以万计的名字一起被铭刻在2014年建成的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上海名册墙”上。

二战期间,纳粹在欧洲暴力杀害犹太人时,上海向这些犹太难民敞开心扉,累计接收数万人,其中1.3万多人的名字形成了“上海名单”。 科特正是回到上海时,在这堵墙上发现了自己和家人的名字。

2019年2月,科特和妻子卡里尔等一家四口人去亚洲旅行,特意途经上海。

这也是二战胜利后,他第一次回到上海,已经70多年了。

在参观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的过程中,科特从名单的墙前走过。 他相信能找到什么,但实际上他真的找到了。

那是他在上海避难期间使用的完整名字“Kurt Wickelholz”,老人很兴奋。

2019年2月,科特威克时隔70多年回到上海,在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上海名册墙”找到了自己和家人的名字。

(由答复机构提供)

这次时隔70年的“再次巡演”,让科特萌发了捐款的想法。

他告诉陈俭,伦敦家里有8000多本关于犹太人和二战犹太难民的藏书,虽然是私家收藏,但涉猎犹太难民的方方面面,也包括历史和文化内容等。

他要为这些书做一个决定,让他们“回到”有特殊意义的城市。 那就是被称为二战中“东方诺亚方舟”的上海。

“我注意到纪念馆里没有多少关于犹太历史的书。

我想中国的高等学府里有很多学生和研究者对二战犹太难民和大屠杀的历史感兴趣。 捐赠藏书后,希望对他们有所帮助。

”科特对记者说。

他特别提到,上海这座城市当时向犹太难民提供的无私援助是他捐款的重要原因。

“感谢上海拯救了我的家人和两万多犹太人的生命。

如果没有受到庇护,我们就死在纳粹屠刀下。

科特威克于1937年10月在维也纳出生。

他才一岁半的时候,父母就带着他和四岁的哥哥西格蒙德去上海避难了。

他们到上海时,几乎身无分文,只有一台缝纫机和一台日常用品。 之后,在东百老汇(今东大名路)开了一家皮革制品加工店。

小时候的科特有机会在家附近的学校接受启蒙教育。

战火中,科特一家和中国的邻居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二战后,他们一家选择离开上海,到伦敦定居。

科特完成基础教育后,继承了父母加工手提包的生意。

他在业余时间致力于收藏犹太人和犹太文化方面的书籍,不知什么时候收藏了8000多本,包含了相当多二战犹太难民到上海避难的集体记忆。

“我们和老人见面聊天了。 当得知纪念馆2020年扩建并计划增设书籍时,他主动表示想把自己收藏多年的书捐赠给我们。

“陈俭的回忆。

在那次亚洲之行后,科特回到了伦敦的家中,纪念馆方面再次通过电子邮件与他确认了捐赠事宜,并得到了肯定的回答。

双方很快就达成了一致,但书籍的运输成了问题。

通常,书籍进口需要提供完整的书目。

考虑到科特已年过八十,他本人整理工作明显力不从心,加上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藏书进口一度成为悬念。

最终,在上海公共外交协会和上海海关的共同努力下,大衣老人的捐赠物品妥善封闭,保存良好。

书目也由纪念馆派出的许多志愿者全部整理好了。

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扩建后增加了图书馆,工作人员正在摆放书籍。

新华社记者王翔摄

为了不让老人在与珍藏多年的书籍离别时失望,陈俭馆长在这几本书出发前,特别委托专人走访老人,带去了三件礼物——捐赠证书、花束和一套精美的白瓷茶具。

目前,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扩建后年内重新开放,8000多本书籍也“安家”在纪念馆。

收到这些书被顺利收藏,科特非常高兴。

“因为瘟疫,我暂时不能来中国,但仍然表示我的祝福。

”他说。

陈俭把整个捐赠和接受捐赠的过程形容为“想事情”。

“这离不开二战犹太难民及其后代的热情和慷慨,也多亏了各方的合作。

“大家的目标是一致的。 保持关于二战的宝贵记忆。 这是反对战争、渴望和平的记忆,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记忆。